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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主意！”
“老大！”祁老人发了话：“你说的对，一刀两断，干她的去！省得日后捣麻烦！”老人本来不赞成离婚，可是怕将来再捣乱，所以改变了心意。“可有一件，咱们不能听她怎么说就怎么办，咱们得给她休书；不是她要离婚，是咱们休了她！”老人的小眼睛里射出来智慧，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外交家似的。
“休她也罢，离婚也罢，总得老二拿主意！”瑞宣不敢太冒失，他知道老二丢了太太，会逼着哥哥替他再娶一房的。“休书，她未必肯接受。离婚呢，必须登报，我受不了！好吗，我正在找事情作，人家要知道我是活王八，谁还肯帮我的忙？”老二颇费了些脑子，想出这些顾虑来。他的时代，他的教育，都使他在正经事上，不会思索，而在无聊的问题上，颇肯费一番心思。他的时代，一会儿尊孔，一会儿打倒孔圣人；一会儿提倡自由结婚，一会儿又耻笑离婚；一会儿提倡白话文，一会又说白话诗不算诗；所以，他既没有学识，也就没有一定的意见，而只好东一杓子捞住孔孟，西一杓子又捞到恋爱自由，而最后这一杓子捞到了王八。他是个可怜的陀螺，被哪条时代的鞭子一抽，他都要转几转；等到转完了，他不过是一块小木头。
“那么，咱们再慢慢想十全十美的办法吧！”瑞宣把讨论暂时作个结束。
老二又和祖父去细细的究讨，一直谈到半夜，还是没有结果。
第二天，瑞丰又去找胖菊子。她不见。瑞丰跑到城外去，顺着护城河慢慢的遛。他想自杀。走几步，他立住，呆呆的看着一块坟地上的几株松树。四下无人，这是上吊的好地方。看着看着，他害了怕。松树是那么黑绿黑绿的，四下里是那么静寂，他觉得孤单单的吊死在这里，实在太没趣味。树上一只老鸦呱的叫了一声，他吓了一跳，匆匆的走开，头发根上冒了汗，怪痒痒的。
河上的冰差不多已快化开，在冰窟窿的四围已陷下许多，冒出清凉的水来。他在河坡上找了块干松有干草的地方，垫上手绢儿，坐下。他觉得往冰窟窿里一钻，也不失为好办法。可是，头上的太阳是那么晴暖，河坡上的草地是那么松软，小草在干草的下面已发出极嫩极绿的小针儿来，而且发着一点香气。他舍不得这个冬尽春来的世界。他也想起游艺场，饭馆，公园，和七姥姥八姨儿，心中就越发难过。泪成串的流下来，落在他的胸襟上。他没有结束自己性命的勇气，也没有和蓝东阳决一死战的骨头，他怕死。想来想去，他得到了中国人的最好的办法：好死不如癞活着。他的生命只有一条，不象小草似的，可以死而复生。他的生命极可宝贵。他是祖父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大哥的弟弟，他不能抛弃了他们，使他们流泪哭嚎。是的，尽管他已不是胖菊子的丈夫，究竟还是祖父的孙子，和……他死不得！况且，他已经很勇敢的想到自杀，很冒险的来到坟墓与河坡上，这也就够了，何必跟自己太过不去呢！
泪流干了，他还坐在那里，怕万一遇见人，看见他的红眼圈。约摸着大概眼睛已复原了，他才立起来，还顺着河边走。在离他有一丈多远的地方，平平正正的放着一顶帽子，他心中一动。既没有自杀，而又拾一顶帽子，莫非否极泰来，要转好运么？他凑近了几步，细看看，那还是一顶八成新的帽子，的确值得拾起来。往四外看了一看，没有一个人。他极快的跑过去，把帽子抓到手中。下边，是一颗人头！被日本人活埋了的。他的心跳到口中来，赶紧松了手。帽子没正扣在人头上。他跑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帽子只罩住人头的一半。象有鬼追着似的，他一气跑到城门。
擦了擦汗，他的心定下来。他没敢想日本人如何狠毒的问题，而只觉得能在这年月还活着，就算不错。他决不再想自杀。好吗，没被日本人活埋了，而自己自动的钻了冰窟窿，成什么话呢！他心中还看得见那个人头，黑黑的头发，一张怪秀气的脸，大概不过三十岁，因为嘴上无须。那张脸与那顶帽子，都象是读书人的。岁数，受过教育，体面，都和他自己差不多呀，他轻颤了一下。算了，算了，他不能再惹蓝东阳；惹翻了东阳，他也会被日本人活埋在城外的。
受了点寒，又受了点惊，到了家他就发起烧来，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在他害病的时候，菊子已经和东阳结了婚。
55
这是蓝东阳的时代。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已坐上了汽车。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忙着写作，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及其他的会，忙着探听消息，忙着恋爱。他是北平最忙的人。
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厅的时候，他就先已把眉眼扯成象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狠狠的向每一个职员示威。坐下，他假装的看公文或报纸，而后忽然的跳起来，扑向一个职员去，看看职员正在干什么。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或看着一本书，马上不是记过，便是开除。他以前没作过官，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象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不久，就会有人下狱。有时候，他来的特别的迟，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经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公事，教他们必须马上办理，好教他们饿得发慌。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他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算数儿。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他必定来办公。他来到，职员也必须上班；他进了门先点名。点完名，他还要问大家：“今天是星期日，应当办公不应当？”大家当然要答应：“应当！”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精神！什么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对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个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来。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公干，也许是在家中睡觉。他不来办公，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点，他已经埋伏下侦探，代他侦察一切。假若大家都怕他，他们也就都怕那个工友；在他不到班的时候，工友便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忌，谁也不晓得谁是朋友，谁是侦探。东阳几乎每天要调出一两个职员去，去开小组会议。今天他调去王与张，明天他调去丁与孙，后天……当开小组会议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和他们商议，而永远提出下列的问题：“你看我为人如何？”
“某人对我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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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对你不甚好吧？”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怎样回答——捧他。他没有真正的学识与才干，而只捉住了时机，所以他心虚胆小，老怕人打倒他。同时，他又喜欢听人家捧他，捧得越肉麻，他心里越舒服。听到捧，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确伟大；而可以放胆胡作非为了。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镜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卖朋友，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于是只好含糊其词。他们越想含糊闪躲，他越追究得厉害；到末了，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与坏处。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因为他问的是：“某人对我怎样？”被迫的没了办法，他们尽管是造谣，也得说：“某人对你不很好！”并且举出事实。他满意了，他们可是卖了友人。
第三个问题最厉害。他们是给日本人作事，本来就人人自危，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经过他这一问，朋友立刻变成了仇敌。
这样，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长出了一只眼，一个耳，和好几个新的心孔。他们已不是朋友与同事，而是一群强被圈在一块儿的狼，谁都想冷不防咬别人一口。东阳喜欢这种情形：他们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他管这个叫作政治手腕。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反对那四个；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反对另外的两个。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心中也老在闹鬼。坐着坐着，因为有人咳嗽一声，他就吓一身冷汗，以为这是什么暗号，要有什么暴动。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在梦里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他的世界变成了个互相排挤，暗杀，升官，享受，害怕，所组成的一面蛛网，他一天到晚老忙着布置那些丝，好不叫一个鸟儿冲破他的网，而能捉住几个蚊子与苍蝇。
对于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晓荷，没有冠晓荷那么高的文化。他不会送给日本人一张名画，或一对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磁器，也没有审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或玩玩女人，他舍不得钱。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自居为一条忠诚的癞狗。上班与下班，他必去给日本人鞠躬；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专为给日本人致敬。物无大小，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他都去请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签呈，永远亲自拿过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没工夫理会他，他就规规矩矩的立在那里，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处长，而是工友。他给他们点烟，倒茶，找雨伞，开汽车门。只要给他们作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写好了文稿，也要请他们指正，而凡是给他删改过一两个字的人都是老师。
他给他们的礼物是情报。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有价值的消息去报告，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唧唧咕咕，好表示自己有才干。工友的与同事们给他的报告，不论怎么不近情理，他都信以为真，并且望风捕影的把它们扩大，交给日本人。工友与同事们贪功买好，他自己也贪功买好，而日本人又宁可屈杀多少人，也不肯白白的放过一个谣言去。这样，他的责任本是替日本人宣传德政，可是变成了替日本人广为介绍屈死鬼。在他的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并不讨厌他的罗嗦，反倒以为他有忠心，有才干。日本人的心计，思想，与才力，都只在一颗颗的细数绿豆与芝麻上显露出来，所以他们喜爱东阳的无中生有的，琐碎的，情报。他的情报，即使在他们细心的研究了以后，证明了毫无根据，他们也还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因为它们即使毫无用处，也到底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象有回事儿似的研究一番。白天见鬼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戏。
蓝东阳，这样，成了个红人。
他有了钱，坐上了汽车，并且在南长街买了一处宅子。可是，他还缺少个太太。
他也曾追逐过同事中的“花瓶”，但是他的脸与黄牙，使稍微有点人性的女子，都设法躲开他。他三天两头的闹失恋。一失恋，他便作诗。诗发表了之后，得到稿费，他的苦痛便立刻减轻；钱是特效药。这样，他的失恋始终没引起什么严重的，象自杀一类的，念头。久而久之，他倒觉得失恋可以换取稿费，也不无乐趣。
因为常常召集伶人们，给日本人唱戏，他也曾顺手儿的追逐过坤伶。但是，假若他的面貌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