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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替她想：假若她留在北平，她将变成什么样子呢？说不定，她的父亲还会因求官得禄而把她送给日本人呢！想到这里，他猛的坐了起来。教她去伺候日本人？教她把美丽，温柔，与一千种一万种美妙的声音，眼神，动作，都送给野兽？
不过，即使他的推测不幸而变为事实，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得先打出日本鬼子去吧？他又把脊背放在了床上。头一遍鸡鸣！他默数着一二三四……
06
有许多象祁老者的老人，希望在太平中度过风烛残年，而被侵略者的枪炮打碎他们的希望。即使他们有一份爱国的诚心，可是身衰气败，无能为力。他们只好忍受。忍受到几时？是否能忍受得过去？他们已活了六七十年，可是剩下的几年却毫不能自主；即使他们希望不久就入墓，而墓地已经属于敌人！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有许多象祁天佑的半老的人，事业已经固定，精力已剩了不多，他们把自己的才力已看得十分清楚，只求在身心还未完全衰老的时候再努力奔忙几年，好给儿孙打下一点生活的基础，而后再——假若可能——去享几年清福。他们没有多少野心，而只求在本分中凭着努力去挣得衣食与家业。可是，敌人进了他们的城；机关，学校，商店，公司……一切停闭。离开北平？他们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家庭之累把他们牢牢的拴在屋柱上。不走？明天怎办呢？他们至少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生命，难道这么长的光阴都要象牛马似的，在鞭挞下度过去？他们不晓得怎样才好！
有许多象祁瑞宣的壮年人，有职业，有家庭，有知识，有爱国心，假若他们有办法，他们必定马上去奔赴国难，决不后人。他们深恨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特别恨他们。可是，以瑞宣说吧，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钉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现在，学校是停闭了，还有开学的希望没有？不知道！即使开学，他有什么脸去教学生呢？难道他上堂去告诉年轻的学生们好好的当亡国奴？假若学校永远停闭，他便非另谋生路不可；可是，他能低首下心的向日本人或日本人的走狗讨饭吃吗？他不知怎样才好！
有许多象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们会马上去杀敌。平日，他们一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一看到国旗便感到兴奋；他们的心一点也不狭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便不由的，有一种近乎主观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种看法的，意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最好，而且希望它会永远完整，光明，兴旺！他们很自傲能够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新国民的气象。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没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几十年来天天在损伤他们国家的尊严，破坏他们的国土的完整；他们打算光荣的活着，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这是新国民的第一个责任！现在，日本兵攻破他们的北平！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受这个污辱！可是，他们手中是空的；空着手是无法抵抗敌人的飞机与坦克的。既不能马上去厮杀，他们想立刻逃出北平，加入在城外作战的军队。可是，他们怎么走？向哪里走？事前毫无准备。况且，事情是不是可以好转呢？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学生，知道求学的重要；假若事情缓和下去，而他们还可以继续求学，他们就必定愿意把学业结束了，而后把身心献给国家。他们着急，急于知道个究竟，可是谁也不能告诉他们预言。他们不知怎样才好！
有许多小崔，因为北平陷落而登时没有饭吃；有许多小文夫妇，闭上了他们的口，不能再歌舞升平；有许多孙七，诟骂着日本人而没有更好的方法发泄恶气；有许多刘师傅想着靠他们的武艺和日本小鬼去拚一拚，可是敌人的坦克车在柏油路上摆开，有一里多地长；有许多……谁都有吃与喝那样的迫切的问题，谁都感到冤屈与耻辱，他们都在猜测事情将要怎样变化——谁都不知怎样才好！
整个的北平变成了一只失去舵的孤舟，在野水上飘荡！舟上的人们，谁都想作一点有益的事情，而谁的力量也不够拯救他自己的。人人的心中有一团苦闷的雾气。
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的流着，积水滩，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的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人们的眼，画家的手，诗人的心，已经不敢看，不敢画，不敢想北平的雄壮伟丽了！北平的一切已都涂上耻辱与污垢！人们的眼都在相互的问：“怎么办呢？”而得到的回答只是摇头与羞愧！
只有冠晓荷先生的心里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他比李四爷，小崔，孙七，刘师傅……都更多知道一些什么“国家”“民族”“社会”这类的名词；遇到机会，他会运用这些名词去登台讲演一番。可是，小崔们虽然不会说这些名词，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冠先生，尽管嘴里花哨，心中却没有这一股子气。他说什么，与相信什么，完全是两回事。他口中说“国家民族”，他心中却只知道他自己。他自己是一切。他自己是一颗光华灿烂的明星，大赤包与尤桐芳和他的女儿是他的卫星——小羊圈三号的四合房是他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作饭，闹酒，打牌，唱戏，穿好衣服，彼此吵嘴闹脾气，是季节与风雨。在这个宇宙里，国家民族等等只是一些名词；假若出卖国家可以使饭食更好，衣服更漂亮，这个宇宙的主宰——冠晓荷——连眼也不眨巴一下便去出卖国家。在他心里，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理当奢华舒服。为达到他的理想生活水准，他没有什么不可以作的事。什么都是假的，连国家民族都是假的，只有他的酒饭，女人，衣冠，与金钱，是真的。
从老早，他就恨恶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差事。由这点恨恶向前发展，他也就看不起中国。他觉得中国毫无希望，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给他官儿作！再向前发展，他觉得英国法国都可爱，假若英国法国能给他个官职。现在，日本人攻进了北平；日本人是不是能启用他呢？想了半天，他的脸上浮起点笑意，象春风吹化了的冰似的，渐渐的由冰硬而露出点水汪汪的意思来。他想：日本人一时绝难派遣成千成万的官吏来，而必然要用些不抗日的人们去办事。那么，他便最有资格去作事，因为凭良心说，他向来没存过丝毫的抗日的心思。同时，他所结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与日本人有相当的关系的，他们若是帮助日本人去办事，难道还能剩下他吗？想到这里，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觉得印堂确是发亮，眼睛也有光。他好象记得西河沿福来店的大相士神仙眼说过，他就在这二年里有一步好运。对着镜子，他喊了一声：“桐芳！”他看到自己喊人的口形是颇有些气派，也听到自己的声音是清亮而带着水音儿，他的必能走好运的信心当时增高了好几倍。
“干吗呀？”桐芳娇声细气的在院里问。
因为自己心里高兴，他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好听，而且仿佛看到了她的永远抹得鲜红而范围扩大的嘴唇。他好象受了她的传染，声音也带着几分甜美与尖锐：“那回神仙眼说我哪一年交好运来着？”问罢，他偏着点头，微笑的等她回答。
“就是今年吧？”她刚说完，马上又把那个“吧”字取缔了：“就是今年！今年不是牛年吗？”
“是牛年！他说我牛年交运啊？”
“一点不错，我记得死死的！”
他没再说什么，而觉得心中有一股热气直往上冲腾。他不便说出来，而心里决定好：日本人是可爱的，因为给他带来好运！
在全城的人都惶惑不安的时节，冠晓荷开始去活动。在他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的心中颇有些不安。街上重要的路口，象四牌楼，新街口，和护国寺街口，都有武装的日本人站岗，枪上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人们过这些街口，都必须向岗位深深的鞠躬。他很喜欢鞠躬，而且很会鞠日本式的躬；不过，他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证章或标志，万一日本兵因为不认识他而给他一些麻烦呢？人家日本人有的是子弹，随便闹着玩也可以打死几个人呀！还有，他应当怎样出去呢？是步行呢？还是把小崔叫过来，作他的暂时的包车夫呢？假若步行到阔人的家里去，岂不被人耻笑？难道冠晓荷因为城亡了就失去坐车的身分？假若坐车呢，万一过十字路口，碰上日本兵可怎么办呢？坐在车上安然不动，恐怕不行吧？这倒是个问题！
想了好久，他决定坐小崔的车出去。把小崔叫来，冠先生先和他讲条件：“小崔，这两天怎么样？”
小崔，一个脑袋象七棱八瓣的倭瓜的年轻小伙子，没有什么好气儿的回答：“怎么样？还不是饿着！”不错，冠先生确是小崔的主顾，可是小崔并不十分看得起冠先生。
“得啦，”冠先生降格相从的一笑，“今天不至于饿着了，拉我出去吧！”
“出去？城外头还开着炮哪！”小崔并不十分怕大炮，他倒是心中因怀疑冠先生要干什么去而有些反感。他不准知道冠先生出去作什么，但是他确能猜到：在这个炮火连天的时候要出去，必定是和日本人有什么勾结。他恨在这时候与日本人有来往的人。他宁可煞一煞腰带，多饿一两顿，也不愿拉着这样的人去满街飞跑！生活艰苦的人，象小崔，常常遇到人类和其他的一切动物最大的忧患——饥饿。可是，因为常常的碰上它，他们反倒多了一些反抗的精神；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好，他们总不肯轻易屈服。
冠先生，可是，不明白这点道理；带着骄傲与轻蔑的神气，他说：“我不教你白拉，给你钱！而且，”他轻快的一仰下巴颏，“多给你钱！平日，我给你八毛钱一天，今天我出一块！一块！”他停顿了一下，又找补上个“一块！”这两个字是裹着口水，象一块糖果似的，在口中咂着味儿说出来的。他以为这两个字一定会教任何穷人去顶着枪弹往前飞跑的。“车厂子都关着呢，我哪儿赁车去？再说，”小崔没往下说，而在倭瓜脸上摆出些不屑的神气来。
“算啦！算啦！”冠先生挂了气。“不拉就说不拉，甭绕弯子！你们这种人，就欠饿死！”
大赤包儿这两天既没人来打牌，又不能出去游逛，一脑门子都是官司。她已经和尤桐芳和两个女儿都闹过了气，现在想抓到机会另辟战场。仰着脸，挑着眉，脚步沉稳，而怒气包身，她象座轧路的汽辗子似的走进来。并没有看小崔（因为不屑于），她手指着冠先生：“你跟他费什么话呢？教他滚蛋不就结啦！”
小崔的倭瓜脸上发了红。他想急忙走出去，可是他管不住了自己。平日他就讨厌大赤包，今天在日本鬼子进城的时节，他就觉得她特别讨厌：“说话可别带脏字儿，我告诉你！好男不跟女斗，我要是还口，你可受不了！”
“怎么着？”大赤包的眼带着杀气对准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