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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曜却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建邦立国的根本大计、从富国利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从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以强化国家机器、从为民兴利除弊以图长治久安这些方面来看，唐朝的十几位皇帝中，除了一二开国之君稍富韬略，可视作例外之外，其余大都是无所作为，也不求有所作为，一切听任自然摆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对于国家的治乱，对于自己统治地位的安危，没有任何通筹全局的长远规划，没有深谋远虑的战咯部署，也没有应付急需的治标安排，甚至遇到与王朝生死攸关的巨大困难，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唤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在困难面前不作任何主动行动，来扭转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可以说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骄奢淫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文¤人··书·¤·屋←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