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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一拍即合，史载崔胤“阴厚朱温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作为南衙领袖的宰相崔胤是晚唐李晔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向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晚唐政局的走势。面对如此重量级人物的倒戈，而且倒向的是李茂贞最强劲、最有威胁的对手—朱温，李茂贞却无动于衷，说明李茂贞本来就对崔胤的作用没加重视，没有正确地估计他的政治运作能力及其所代表的南衙朝官的力量。李茂贞这步棋的失算，使本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他在与强敌朱温的对决中已先输一招，之后李茂贞也尝到了失去崔胤支持的苦果。
走向李茂贞对立方的崔胤随即开始采取措施，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密谏李晔，要求诛杀宦官而绝后患，以切断李茂贞的内应。不料，优柔寡断的唐李晔因宦官哭诉，并没有答应崔撤的请求。其次，崔胤致书朱温，要求他火速率军入京，铲除宦官力量。朱温早就想加入到“挟天子令诸侯”的争夺中，他在中原战场上已经取得了对晋战争的绝对优势，慢慢蓄积卖力的他只是在等待机会。有崔胤在朝中作内应，于是在十月戊戌，朱温迫不及待地起兵，亲率汴梁大军进至河中，同时上表要求李晔迁都洛阳，制造声势和舆论压力。
朝中韩全诲为首的北衙宦官在得知崔胤招朱温起兵入关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们没有料到崔胤和朱温的行动会如此之快，突然的变故促使韩全诲和李继筠果断决定先发制人，将李晔劫持到凤翔。
十一月己酉，李继筠、李彦弼率领岐军及神策军封锁宫门，禁人出入。壬子，韩全诲等陈兵殿前，对李晔说：“（朱）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李晔自然不会答应，因为他知道“幸凤翔”就意味着要为李茂贞所控，沦为傀儡。可是前有韩全诲持兵威逼，后有李彦弼御院纵火，外还有李继筠的岐军包围，李晔不得已只好委曲求全“幸凤翔”。李继筠早就令部下“掠内库宝货、帷帐、法物”，并将诸王、宫人一同劫持到凤翔。李茂贞早就期盼着这个日子，于是同时起兵“迎车驾”。癸丑，李茂贞迎车驾于田家垲，李晔亲自下马慰劳，胡三省对此注称“李晔屈体以接李茂贞”。壬戌，天子一行终于到达凤翔。
李茂贞挟持天子的短暂时代来临了。从此时起，也就是李曜认为的，大唐天子尊严尽丧的开始。
其实晚唐以来，天子傀儡化程度日益加深。李晔在屡次的乘舆播迁中已经失去了皇权的权威和尊严。天子被挟，沦为傀儡，是皇权丧失的极致表现。而晚唐真正的天子被挟始于李茂贞。李茂贞在凤翔“挟天子令诸侯”的主要表现有好几条：
首先，凌辱天子。
自李晔即位以来，李茂贞与李晔曾交锋数次，多是李茂贞得逞，当然也有李茂贞上表请罪，与李晔暂时妥协之时。可以想象李晔对李茂贞的恨之入骨可又无可奈何的态度。但这次可与其他交锋都不同，李晔己经被挟持到李茂贞的凤翔老巢，寄人篱下，不得不任人摆布。李茂贞则彻底赢得了对李晔的心理优势。在如此心理作祟的情况下，凌辱天子之事的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一次，李晔在凤翔宴请大臣，捕池鱼做菜，“茂贞食鲊美。帝曰：‘此后池鱼。’茂贞曰：‘臣养鱼以候天子。’闻者皆骇。”如此忤逆犯上之言直接道出李茂贞由来已久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图谋，李茂贞仍无所顾忌。还有一次在宴会上，李茂贞“以巨杯劝帝酒，帝不欲饮，茂贞举杯叩帝颐颌，坐上皆愤其无礼”。言谈举止无复君臣之仪，可见李茂贞根本就没有把已是掌中傀儡的李晔当回事。
不仅如此，依附李茂贞的朝官也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李茂贞为李晔配备的宰相，“（韦）贻范屡以大杯献上。上不即持，贻范举杯直及上颐。”
不光天子遭受凌辱，就连皇后、公主、宗室亲王也难逃劫难。《新唐书》里记载说：“天复中，（何皇后）从帝驻凤翔，李茂贞请帝劳军，不得己，后从御南楼。”随意要求皇后陪同天子劳军，闻所未闻，李茂贞实乃过分之至。李茂贞还为其子李侃强娶公主。尚公主本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但强逼天子下嫁公主之事所为史罕见，实与强抢无异。据《新唐书·平原公主传》记载：“平原公主，积善皇后所生，帝在凤翔，以主下嫁李茂贞子继侃（李侃）。后谓不可，帝曰：‘不尔我无安所’。是日，宴内殿茂贞坐帝东南，主拜殿上，继侃族兄弟皆西向立，主遍拜之。”不仅如此李茂贞还主持起了皇室的婚配大事，亲自为亲王选妃。《新唐书》云：李茂贞还“取（苏）检女为景王妃，以固恩”。
可以说，李晔在凤翔被李茂贞所挟是受尽凌辱。大唐天子颜面扫地，最后的光环彻底褪尽。李曜之所以要抢在李茂贞之前迎奉圣驾回銮，也就是担心发生这一幕，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所希望地将大唐“回天再造”的理想，也就基本可以宣告破灭了。
李茂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二个表现，则是把持人事。
人事任命是国之大事，历来由朝廷统一执掌，选官、任用自有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人事选用的权力旁落或受到了其他力量的影响和干预则是皇权衰弱的标志。而影响直至把持官吏任免权是晚唐藩镇干预朝政的重要目的，以从中谋取更大利益。景福二年，李茂贞逼杀宰相杜让能。乾宁二年，在李茂贞和王行瑜的压力下，李晔不得己将宰相李谿罢为太子少师。历史上，乾宁三年和光化三年，李晔被迫顺应朱温之请，将崔胤重新任命为相。在藩镇干政的大环境下，李晔早己失去了进退大臣的权力，何况当时沦为“阶下囚”的傀儡皇帝呢？
历史上李茂贞干政就多次影响执政大臣的任免。而李晔被挟持到凤翔之后，李茂贞更开始肆无忌惮地左右宰相等朝官的任命。他在其中把持官员选任，以达到专权擅政的目的。他首先在天复二年为李晔配备新的政府班子，正月以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五月韦贻范以母丧辞职，李茂贞又伙同宦官推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六月丙子，他又以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对此，《资治通鉴》评价说：“时韦贻范在草土（居丧），荐（苏）检及姚洎于李茂贞，上既不用洎，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协力荐检，遂用之。”天裕二年五月，朝廷在《陆扆淮州司户王溥淄州司户制》中称吏部尚书陆扆“托（李）茂贞之势援，凭阉监之梯媒”，故遭贬官。《北梦琐言》亦云：“凤翔驾前宰相卢光启等一百余人，并赐自尽。”可见李茂贞当时的确把持了朝官的选用大权，以至后来朱温以此为由清除异己，换代中枢体系。
对于李茂贞把持人事大权，李晔也敢怒而不敢言。《资治通鉴》记载：“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茂贞及韩全诲亡去。上问韦贻范：‘朕何以巡幸至此？’对曰：‘臣在外不知。’固问，不对。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语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当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谓处事当皆如国法）怒目视之，微言曰：‘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顾谓韩偓曰：‘此辈亦称宰相。’唐李晔对李茂贞配备的政府班子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山于李茂贞控制了人事权，所以朝官和宦官力量都开始依附于他，李晔因此更加孤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无以所依，不得不为刀姐鱼肉，任人宰割。大唐天子命运至此。
再次，矫造诏敕。
诏敕的制定、颁布是皇权的体现。藩镇干政也即干预朝命。而私制诏令，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则是“挟天子令诸侯”的根本动机和目的所在。矫制在宦官专权、藩镇干政的晚唐历史上并不鲜见。
天复元年，李晔被挟持到凤翔后，已经陷入任人摆布的傀儡境地。李茂贞自然不会放过挟持天子的政治优势，其中窃取皇权的主要途径就是矫造诏敕。当朱温大兵压境，“上屡诏朱温还镇”；又，“韩全海、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茂贞仍以书求援于李克用；韩全诲遣中使二十余人分道征江、淮兵。”诏朱温还镇和征兵勤王显然都是出于李茂贞的操纵之下。对此，胡三省注曰：“屡诏朱温还镇，韩全诲、李茂贞挟天子以令之也。”之后，李茂贞又出新花样，在天复二年正月丙子，朝廷“以给事中严龟充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全忠不从”。此事一看便知必定是李茂贞操纵下的阴谋。
李茂贞不仅自己矫造诏敕，还野蛮干预翰林学士草制。《新唐书》记载说：“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韩）偓当草制二……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佛然出。姚洎闻曰：‘使我当直，亦继以死。’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洎代草麻。”就这样，李茂贞利用自己的淫威来干预诏敕的起草和制定，以达到“挟天子令诸侯”的目的。在宋人唐庚所撰的《三国杂事》中更是把李茂贞与汉末的董卓相提并论，同为“挟天子令诸侯”，并称其“发号施令，动以制诏为名”。
最后一条，则是幽禁皇帝。
天子幽禁，不仅失去了皇权，就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说明挟持天子到了极点。宋人江休复在《嘉佑杂志》里记载道：“凤翔李茂贞幽昭宗于红泥院，制度殊小，自据使宅。”这表明李茂贞在挟持天子期间，实际上对李晔进行了软禁。此外，李曜还从其他史料中窥见端倪。在朱温围困凤翔期间，李茂贞怀疑李晔与朱温秘密联络，便在御院北垣外增兵防卫。李茂贞在没有奏请的情况下直接出兵对李晔进行了军事管制，说明天子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外，为防止李晔与学士等近臣密谋，李茂贞、韩全诲特意设置学士院二使进行监视，加强对天子近臣的防范。天复二年十一月，李晔见学士院二使都不在，急速命妃子赵国夫人召见韩偓、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李晔此刻的境地实与幽禁无异。
天复二年十月，朱温兵围凤翔，“献食物、缯帛相继，上皆先以示李茂贞”，虽然李茂贞“亦不敢启”，但至少说明李茂贞在之前对各方贡品是有勘验权的。由此可见李茂贞跋扈妄为之程度。大唐天子竟落到如此境地，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朱温的日夜围攻，也许李茂贞比朱温对待李晔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挟持天子乃是李茂贞割据争霸的一部分。与强藩干政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南衙北司的斗争白热化最终导致李茂贞与朱温围绕着天子主导权的问题刀兵相见。实力在乱世中决定一切，朱温以武力和策略迫使李茂贞屈服，拱手将天子交出，而北司宦官和南衙文臣相继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天佑元年四月，朱温挟持唐李晔迁都洛阳，正式宣告李茂贞“挟天子令诸侯”时代的终结。
其实李曜很清楚，朱温“挟天子令诸侯”的想法也由来已久，而且做了不少的实质准备。《新五代史·后梁太祖纪上》就说：乾宁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