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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心中虽惊，却也忍不住担忧起来。其实在他心中，天子李晔高大威猛、身材魁梧、举止端庄、行为得体、眉宇间英气逼人，的确颇具帝王龙凤之相。
他回想了一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确如李曜所言。当日李晔即位后，面对人心惶然、百废待兴的时局，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稳定浮动的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大力支持。
为了扭转历代奢靡的习俗，厉行节俭，李晔曾经对杨复恭说道：“我没有什么德行，能够登上皇位全靠爱卿的大力扶持，今后在生活上不应太奢华，应以节俭示天下。”懿宗和僖宗在世时，每天都要换一套新衣，还要求太常寺每天献一首新曲，到了昭宗时都免掉了，同时还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李晔的志向在于恢复祖宗旧业，因而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才正如他自己所说，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则“梦寐英贤”，他破格提拔了一批才能之人，想以此扭转僖宗以来朝廷号令不振、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他还为僖宗朝的一些无辜身死的官员平反、赠官，对僖宗朝受过田令孜迫害的官员加以优抚，以此收拢人心。
李晔也注意到了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于是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以期扭转晚唐世俗崇佛的风气。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上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道教被列为三教之首。
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性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
然而中唐以降，佛教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懿宗时大肆佞佛，广造佛寺。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李晔为了扭转世风，便提倡道教，接纳方士。而且在推崇道教的同时，他没有忽视儒学的作用，对儒学予以大力支持。
李晔牛刀小试，收到了一定成效，朝臣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朝廷内外不由为有这样的君主而欢欣鼓舞，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似乎也逐渐有了生机和活力。史称昭宗“践阼之初，中外忻忻”。
至于杨复恭，他在扶立昭宗后，自认为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文、｝他这个｛‘人、｝左神策｛‘书、｝军中尉｛‘屋、｝的力排众议、鼎力支持，新皇帝将是吉王李保或僖宗之子，怎么也轮不到李晔。杨复恭洋洋得意，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定策国老，视李晔为门生天子。每次上殿面君，都是坐轿入殿，毫无人臣之礼。
然而李晔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比之僖宗登基时足足大了十岁，又曾在成都参于朝政，处理事务，不像杨复恭想象的那样容易控制。李晔从来没有像兄长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
场面上，李晔一再对杨复恭表示尊敬，却尽量回避与杨复恭等人的接触，政要国事都和宰相们商议，采纳意见多听从宰相的。暗地里，李晔经常与大臣们谈论限制宦官，提高君权的事情。
杨复恭没想到，自己口中的“门生天子”压跟儿就没想理睬他，并且还不动声色、抽丝剥茧般地分解削弱自己的权力。其实李晔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了宦官在宫廷内外的种种罪恶：宦官不仅在廷外飞扬跋扈，在宫内也是一手遮天。而最令李晔耿耿于怀的是广明元年，避难成都途中，大宦官田令孜的一鞭之辱，这次宦官引发的事件对李晔的刺痛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
李巨川心中暗暗觉得，皇帝可能认为大唐的衰败和宦官专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生杀废立皇帝有如儿戏：顺宗、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而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乃至父兄懿宗、僖宗甚至包括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扶立的。每每想到宦官误国欺君、馨竹难书的罪行，皇帝可能就深感此辈不除，大唐中兴无望、社稷堪忧。
正因为有这种看法，皇帝经过对时局的具体分析，初步制定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统治方略：一、解除宦官在朝中的权力，提高皇帝的地位；二、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
解除宦官的权力和提高皇帝的地位是互为因果的。政治无非就是一种平衡，通过压迫或妥协来达到目标。
李曜见李巨川面色逐渐平静，眼中有了几分了然之色，心中暗道：“李袭吉虽然博学多才，但此人君子品行，不擅阴谋诡计，而这李巨川却似乎比李袭吉更多了几分阴鸷，这种权力斗争上的事情，我略微一提，他便能够领悟。既然如此，待我再点拨他一番，看看他究竟当不当得起我的重用。倘若果然如我所料，则今后李袭吉主正，李巨川主奇，倒是一对好基友……哦，好搭档。”
李曜于是轻咳一声，引起李巨川的注意，然后轻声道：“皇帝，天下至尊，却也是孤家寡人，其掌控朝政，在于用人。宰相、翰林、中尉、枢密……便是皇帝最为关键的棋子。”
李巨川眼珠一转，略微沉吟，扬眉问：“明公是说，平衡？”
李曜轻轻点头，又微微摇头：“有时候要平衡，而有时候未必要。七上八下……其实也不错。”
李巨川微微蹙眉，仔细咀嚼李曜的这番话，他知道李曜这是在点拨自己，也知道这同时也是一种考验。为将来自己心中的抱负能够施展，他不能让李曜失望，搜肠刮肚冥思苦想起来。
大唐自中唐以降，在朝廷的中枢体制中存在着四股势力：宰相、翰林学士、神策军中尉、枢密使，皇帝一般也就是通过重用其中一部来控制政权。
在这四者中，最有实力的要数宰相和神策军中尉。前者是政府官员的首脑、掌握着政府机关；后者则控制着御林军、维系朝廷的安危。相比之下，翰林学士、枢密使手中并无实权，只是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中枢成员并没有固定的轻重次序，四者都有过权力独专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而当时李晔登基之后，自然也要选择其中一个来辅佐自己治国安民。
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都是由宦官担任，此二者是打压的对象，是不可能重用的；而翰林学士在晚唐才进入中枢，目的是为了消弱相权，可现在的相权非但不能消弱，反倒应该扶持。那么倚重的对象已是一目了然。
于是李晔临朝初期，即把宰相当成倚重的对象，朝政皆与其商议。
李巨川回忆起文德元年时，朝中有四位宰相：首相韦昭度、次相杜让能、孔纬、张濬。四人都是僖宗朝的宰相，在李晔登基后继续留任。这四个人都是名人，李巨川那时已然“出道”，对他们的了解当然不差。
韦昭度，京兆韦氏。韦氏在本朝是大族，分为东眷、西眷、京兆、驸马房、勋公房、南皮公房、龙门公房、逍遥公房和小逍遥公房等九房。俗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氏族群庞大，韦昭度个人又才华出众，加之经营内廷有方，成功上位。
杜让能，字群懿，大唐开国元勋杜如晦七世孙。其父杜审权为懿宗朝宰相，颇有政绩，人称“小杜公”。咸通十四年，杜让能中进士，以“词才敏速，笔无点窜，动中事机”，深得僖宗赏识。杜让能对大唐是赤胆忠心、肝脑涂地。僖宗初次幸蜀和再次逃亡期间，杜让能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御前，追侍左右、寸步不离，令僖宗大为感慨，极其依重。李晔登基前即参与朝政、“握兵中要”，与杜让能来往频繁。既欣赏其才学、又看中他的忠义。即位后，除继续让他留任次相外，又使其进入三公之列，位极人臣。
孔纬，字化文，山东曲阜人，正宗的孔子后裔，圣人血脉。大中十三年考中进士，在宣宗朝即做到了户部侍郎。孔纬为人“器志方雅，疾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因保驾有功，被僖宗提升为宰相。
张濬则是个“奇人”，此公倜傥不群，诗书满腹。就因为经常口无遮拦，故不容于世人；应举时，旁人也不待见。张濬于是郁郁寡欢，索性隐居深山，渔樵耕读，自给自足。后来枢密使杨复恭出使途中与张濬邂逅相识，惊艳其言谈举止，在他的大力举荐下，张濬由不名一文的一介白丁直接当上了太常博士。不久，杨复恭失势，张濬突然开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田令孜，官是越做越大。当然了，这种品性，漫说李袭吉，就连李巨川也是看不上的。
光启三年九月，张濬拜相。其时又是杨复恭掌权。虽然杨复恭对张濬的“二五仔”行为是恨得牙根痒痒，但因为是僖宗看中的人才，也不好明里反对。杨复恭扶立李晔后，自命定策国老，一时权势熏天、风头无两，有意想排挤张濬。岂料李晔同样赏识张濬的“才干”，知道他与杨复恭有隙、硬是顶着不办，杨复恭徒呼奈何。
李巨川得了李曜点拨，回过头来细想才发现，可能在皇帝和宰相们商议研究如何抑制宦官的同时，如何削弱藩镇的准备工作也就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了。但回过头来一想才发现，原来皇帝也有眼前这位李蒲帅的习惯，总想把两件事办在一块儿解决。宦官、藩镇，他想一并做出处理。
安史之乱后，特别是黄巢之乱后，国朝内地的许多节度使各占一方，对抗朝廷，他们在辖区内任意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不说。节度使的职位常常父死子继，或由其部将承袭。这些节帅们利用手中的兵权、财权，威胁朝廷，甚至起兵反叛。
面对这种情况，李晔自然就认识到了“兵”的重要性：朝廷式微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没有一支足够震慑诸侯的嫡系部队，藩镇才会各自拥兵，目无天子。由于僖宗朝中央禁军神策军已基本被摧毁，因此李晔即位后，便立刻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打算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欲以武功胜天下。”
禁军初建，即得十万之众。踌躇满志的李晔犯了一个年轻人常犯的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毛病：迫不及待地开始对藩镇行动斗争。
四月，已在西川站稳脚跟的王建罗织了数项罪名，诛杀了已在掌握中的陈敬瑄、田令孜二人。田令孜一生作恶多端，时人闻知拍手称快，皆以其为咎由自取，浑然不记王建弑杀义父，背叛本朝的事情。
那年正月初一，昭宗改元龙纪，大赦天下。提拔翰林承旨学士兼兵部侍郎刘崇望为宰相，弥补韦昭度入川后的空缺。
刘崇望，字希徒，唐初邢国公刘政会七世孙。咸通十五年进士。兄弟八人，崇望、崇龟、崇鲁、崇谟最为知名。僖宗朝，君臣再次逃亡山南期间，曾携带诏书出使河中，宣谕王重荣。归来后，受到僖宗重用，升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成为翰林学士之长——承旨学士。翰林承旨学士始于宪宗朝，位处诸学士之上，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