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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听了，也点头道：“正是这般。”他历来沉默寡言，但是有一说一，既然这么说了，那就是真这么觉得。
李存审则沉吟道：“国宝，你方才有此一说，某意，是因为你还未曾理解正阳的用意。”
史建瑭心下微微感动，却被李存审这话弄得不解了，问道：“右相有何用意？”
李存审却转头对冯道说道：“可道，你刚才转述的那句话，且再说一次。”
冯道微微露出笑容，道：“老师示下：‘国宝既任副总参谋长，具体的作战规划方面，须得有所担当’。”
“这就是了。”李存审微微笑道：“正阳这是借此事来为总参谋部树立权威。”
莫说史建瑭，便是李嗣昭和李嗣源也未曾想到这一点上。
李嗣昭心道：“我只道正阳是特意做此事给我三人看，以示权威，因此我才那般回答，表示绝无不服之意，原来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当下也朝李存审望去。
李存审解释道：“国宝的正职是右羽林大将军，乃从三品，我三人为节帅，均为正二品以上，按理说这关中南面行营都统应当在我三人之中选出才是正理。但正阳不仅未曾按此选帅，反而特意让可道转述了这么一句话，其意还不明显么？”
李嗣昭眼珠转了转：“也就是说，这个总参谋部……”
“有作战规划和指挥之责权。”李存审肯定地道，然后问冯道：“可道，右相可还有什么交代的么？”他这次不称正阳，却称右相，说明是正经地公务询问了。
冯道笑着点头，道：“右相说：‘参谋如果不带长，便只有规划、建言之责，并无指挥之权。而一旦成了参谋长，则有负责日常作训及指挥作战之权’。”
李嗣昭立刻发现一个问题，问道：“参谋长配置到哪一级？”
冯道回答道：“目前只配置到军，不过右相说了，今后还要下沉一级。”
李嗣昭心中盘算，按照正阳目前的规划，一军为七千人左右，再下沉一级便是两千人一个参谋长，剩下一千人是牙兵，估计不会设置参谋长，但那还有个问题。于是又问：“还有一事，若参谋长指挥作战，那指挥使的指挥权怎么办？”
冯道平静地道：“每个参谋长，会带三名或以上参谋军官，若对某一战斗指挥的决议，参谋长及参谋军官全部与指挥使意见相左，则以参谋长的意见为最终决定；若指挥使得到任意一名参谋军官支持，则以指挥使的意见为最终决定。”然后他微微一顿，补充道：“但若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军战败或出现明显的指挥失误，则总参谋部会追究失误者之责任，并责成兵部、刑部等从重严惩。”
此言一出，三帅和史建瑭同时色变。
他们并不奇怪总参谋部的设立，只是未曾料到参谋长的权力，竟然如此之大！
其实在中国古代军队中，参谋一职及相应机构早以有之，只是各历史时期称谓各异而已。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虽战事频繁，但由于当时参战国家的国力基础、军队数量、装备水平、战略战术、冲突规模等综合作战能力与战争烈度，对比后来的战国时代相对较弱，战场上武装对抗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故而春秋时代参战各国中，往往由该国国君或集谋士与将军功能于一身的将领，亲自指挥作战，鸣金击鼓，发号施令。因此，春秋时代算是我国参谋长一职的萌芽孕育期，但当时只是军中将帅行使兼职功能，并未出现专职的参谋机构和相应的参谋长官职务。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公元前512年，被吴王任命为将军的著名军事家孙武，这位对兵法深有研究的谋士，是具有“准参谋长”特征的早期雏形代表，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还不能被称之为军队专职参谋人员。
而到了战国时代及战国以后，随着当时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军队装备水平获得了大幅提高，参战国综合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交战双方不仅有了锋利的铁制兵器，同时，还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过600步，攻城云梯和舟战钩拒等水陆攻防兵器，开始在军中普及列装。陆上作战时，具有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能力的骑兵，于野战中投入使用，实战频率逐步赶超传统步兵，并且在攻城夺塞的包围战中，开使运用地道战法等坑道战术，战争烈度与战役复杂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明显加强，有时一次交战的兵力投入，竟高达十万余人，战争相持数月甚至经年。
正因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不断变化，战争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使得自春秋以来的旧有指挥作战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军事变革要求，故而，专门替国君和主帅运筹帷幄的专职参谋人员，便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早期的古代军队参谋长，是战国中期的齐国军师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公元前353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因此，时任军师的孙膑，可以算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专职军队总参谋长。
虽然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序列中，军队参谋人员和军事参谋机构，在战国时期便以出现并开始发展，但对行使专职参谋职能的军事人员，职务称谓上却并非“参谋”，而是常以“军师”等各种特定称谓来指称该职。
而之所以李曜设立总参谋部，给各军配备“参谋长”并不让三帅、史建瑭等人赶到新奇，是因为在我国军事史上，最早出现“参谋”称谓的历史时期，正是唐代。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各节度使属员有“……行军参谋，关豫军事机密……”，所以说“参谋”之称谓，便是从唐朝肇始。后来我国现代军队职务“总参谋长”中，“参谋”二字的历史来源也正在于此。作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麾下将领，“参谋”二字对于他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了。
只是……那“参谋”焉能跟李曜设置的这“参谋长”相提并论？这参谋长的权限简直快要赶上指挥使了！
“不止如此。”冯道似乎有意继续让他们惊讶：“参谋长与参谋军官必须对每一场战斗进行书面总结，并上交总参谋部作战处和战史处，作为分析和研究之用。总参谋部设总参谋长一名、副总参谋长两名、军需总监一名、纪律总监一名，下辖作战处、作训处、测绘处、战备处、机要处、战史处以及综合处。此次老师亲自担任了总参谋长，史将军及郭安时将军担任副总参谋长，张敬询从河中军械监掌监调任总参军需总监，原河中节度使府军议参谋张审任纪律总监。”
李嗣昭喃喃道：“……这么一来，兵部还用来干嘛？”
冯道笑道：“兵部现在有什么用么？今后也无非这么点用了……不过，某听老师曾有意进行一个什么‘军衔’体制，如果成真，怕是要由兵部主持此事。”
三帅愕然，史建瑭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如今算是李曜的嫡系了，一方面知道李曜的各种改制，自己这样的嫡系肯定是能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担心改制带来的问题。如今……只是希望右相仍如以往一般，什么事情都一早就想好了对策吧。
实际上对于总参谋部的构架，李曜的确很是费了些心思。特别是对于刚才那个军事主官与参谋长意见相左之后以谁的意见为准，李曜更是对比后世中国的情况之后才作出决定。
后世中国的总参谋部，作为军队总部机关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在军队指挥架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军队总部机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化建设，大力推进指挥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成为李曜穿越前，军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当时有很多专家表示，在撤消七大军区之后，总部机关的管理负担和指挥负担都将大大增加，所以总参谋部的职能必须大力加强和细分，其运行机制也要作大范围调整。要使其充分发挥出军队大脑和中枢神经的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军迷，李曜也是曾经关注过的。
不仅关注，他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伪德粉，他一直认为19世纪德国陆军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军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当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就已经开始仿效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参谋机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行之有效的指挥管理体制，最后却演变成了军队的“秘书处”，“文书处”。为了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为了维护军事首长的绝对权威，参谋部的职能被逐步弱化、边缘化。后来出现的所谓“大司令，小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比喻，更是充分折射出了参谋在军队中的尴尬地位。那些本该成为军中精英，军中娇子的参谋军官们最后沦落成大司令的复印机、传声筒。参谋军官普遍缺乏独立分析、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只参不谋，谋而不断。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制定作战计划，不首先从实战出发，从科学出发，而是一味地去迎合首长的意志，揣摩首长的心思，作业规划严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
李曜觉得这种畸形的指挥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危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反映的还不是很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无数次战火的考验，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优秀的军政素质，再加上当时的作战手段单一，军事指挥还没有形成系统化、信息化，对军事指挥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等因素。所以军队首长能够比较好的进行“铁腕指挥”。参谋部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以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讲，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不具备“参谋部指挥”的历史条件。
但是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中国刚刚经历十年动乱，军队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以毛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军事指挥员也大多离开了指挥领导岗位，虽然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首长也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但毕竟几十年久疏战阵，又由于体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亲临前线，掌握战场真实情况，所以“铁腕指挥”遇到了困难。
然而此时的参谋机构在十年动乱期间，早已变成高干子弟的休养所和晋升中转站，鱼龙混杂，素质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参谋职能，在首长无法作出正确决策时，不能适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责任，也缺乏这种相应的激励机制。于是最终导致了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的惨重伤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军队已经建立起职能完备的、科学高效的参谋部指挥体制，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致少也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训，殷鉴不远。
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1898年9月18日，赫尔姆特·冯·毛奇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毛奇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使德军总参谋部成为一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