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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在上引姚坤与阿保机的会谈中，太子曾引《左传》牵牛蹊田说，这说明他熟读汉籍经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册初年辽廷儒佛之争中，耶律倍力排众议，尊孔子为“大圣”。又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载：“府君考讳谏，南瀛州河间县人也。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北，授士关西。……让国皇帝（耶律倍）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此外，《辽史》中耶律迭里子安抟之传对迭里的被杀有较详细的描述，曰：
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
耶律迭里当系太子心腹，而从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长”来看，他应当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毁过礼”的记载也是佐证。
因此，耶律倍无疑是个汉化极深的人，而且是辽代早期极少见的一个在文化层面高度汉化的人。而他对汉文化的广泛喜好，似乎不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游牧部落中，只在成年后接触汉文化的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无风怀疑，太子倍是一个从小就接受了汉式教育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接受汉式教育呢？显然不会是出于主动选择，虽然耶律倍可能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但教育方式问题，显然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亲，即辽太祖阿保机。也就是说，很可能阿保机亲手为继承人设计了汉式教育。
不仅如此，从史料来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汉文，通晓书法。据《太宗纪上》，天显五年二月，“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十年正月，皇后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见观音画像，“乃自制文题于壁”。另外，德光身边也有汉化颇深之人。上文提到参与创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吕不，其本传曰：
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车驾西征（渤海），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知其当系德光心腹。而契丹大字以汉字为其参照，那么突吕不本人应当通晓汉字。
太祖为其继承人及次子设计的汉式教育，在辽代早期的整体文化氛围中，显得特别富有深意，无疑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个人政治取向。阿保机对儿子的未来的设计，恐怕就是他对大契丹国的未来的期望。一个高度汉化的继承人，其对中原的野心，以及称帝建元、立皇太子、建皇都、尊崇孔圣等汉化措施，这种种迹象之综合，反映出阿保机理想中的大契丹国，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汉化王朝。
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纷乱，而漠北亦无王庭。也就是说，其时阿保机有两个选择，北上占据草原，延续回鹘汗国的传统，或者南下争夺中原。但辽太祖却从未真正考虑过前一个选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对于唐末中原局势，阿保机相当明了。后梁建立之初，他一方面向朱温示好，乞求册封，另一方面亦与沙陀李氏交通。在两虎相争不下的形势明朗后，太祖索性不再朝梁，于916年称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国。
阿保机所建立的这个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汉化色彩。称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证。而他为大契丹国设立的最终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册、天赞两度率大军南下克地未果后，他总结教训，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一代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之表现，但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传统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应当很清楚，其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上文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上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最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诚然，阿保机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
那么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对于中原有相当强烈的“野望”，并且愿意在很多必要的方面进行汉化，这使得契丹迅速强大，并在耶律德光主政之时几乎掌握了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按照本书中李曜对北方游牧政权的看法：“漠北草原之上，若有一族兴盛而无掣肘者，中原必危。”以及“塞北之地，中原未必不可图，所虑者，纵胜而难固也，战而胜之可矣，胜而守之，则实非上策。因势利导，智者之谋，使二强相争，则中原之幸；使三足鼎立，则中原必盛；使群狼竞食，则中原万世不替也。”＇无风注：详见卷三“宗室秦王”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八）。＇可见，李曜对契丹的迅速强大绝不会坐视不理，作为“一代儒宗”＇当然仅指本书剧情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最关键的“治国、平天下”不可能只做一半，因此迅速强大的契丹，是今后他必然要处心积虑设计引导、限制乃至掌控的一个重要方向，着墨于此，绝非离题。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三）
“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李曜笑了一笑，道：“不如何，只请将军随某走上一遭，然后回长安客居一段日子，待将军见过长安官场、民间之变化，便会知晓，某这‘守正’，究竟是何等用意。”
黄崇嘏忽然插嘴道：“右相白龙鱼服，还敢身临敌巢，委实英雄过人，不过说到守正，某此前游学之时，却听到有人对右相的农商并举等措施颇有微词，以为右相出身商贾之家，因此重商轻农，看似公允，实毁我朝基业，不知右相可有道理以教。”
李曜见她风姿卓绝，也自然而然地升起一些好感，不过黄崇嘏扮作男装多年，比当初王笉在语言和动作地细节上更还要高妙，因此李曜也未曾看出她的真身，只是当做某个蜀中游学青年。不过李曜作为现代人穿越客，除处置公务御下严格之外，平时为人一贯随和，因此招呼憨娃儿押着王宗范一同返回剑门关北边唐军范围之后，一边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李曜道：“某以为，对‘抑工商’一事，世人多须再认识一次。”
黄崇嘏微微诧异，心道：“他倒不先撇清自己的嫌疑，难道根本不在意商贾出身？不过，对抑制工商又有何必要再认识一次？”
李曜久居上位，此时只是解释罢了，却也没打算看她的反应，便已经继续道：“重视农业，确确实实是历朝历代先贤的共同特征。这是由我华夏历代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而决定的。在农业决定生存的前提下，广泛地重视农业的思想不但不足为奇，反而显得非常正常，否则的话，倒是不正常了。因此，重农思想一直成为历朝历代的主导思想。”
李曜的话虽然用词有些“怪异”，但黄崇嘏仍然听懂了他的意思，点头道：“诚然，那右相为何独出其外？”
李曜笑着摆手：“莫急，某还未曾说完。”然后又道：“抑工商的思想也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纵观历代经济思想之发展，确实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朝代中，曾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某以为，这种抑工商的观念，更多的则是作为一种治国政策表现出来，并且并不是始终和重农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重农并不一定抑工商，作为一种政策和作为一种代表思想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治国的政策方略，是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维护农耕生产乃至民族生存的方式。因此，抑工商往往在论令官书中反映得多。”
李曜轻轻一叹，摇摇头：“从历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之中可以发现，战国以前没有明显的抑商倾向。以‘农战’为中心思想而被人称为极端的重农主义者商鞅，虽对商业采取不鼓励态度，但主要是在减低商业对农业的压迫上，而不是绝对地抑制或轻视商业。观点鲜明的重农主义者荀卿，虽主张抑工商，却也不根本否定工商的作用。秦汉以后，尽管重农思想仍占绝对优势，轻商言论仍然若断若续地出现在一些儒家言论中，但重视工商业的言论有日益增强的趋势，重视工商业活动的先贤不断出现，在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商业的作用已逐渐引起重视。司马迁将工商业的地位提高到与农虞并重；桑弘羊虽抑私商，但他对官商的发展尤其重视，以致有人称他为‘重商论者’；汉末王符提出农工商皆有本末论；晋初傅玄与稍后的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