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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被杀之后，确实没人再主张突围了，但是军粮的问题仍然没解决。阎朝只好下令“出绫一端，募麦一斗”，搞了一次内部的石油换食品运动，可能大唐这时候的爱国情绪还比较浓厚，结果居然是应者甚众。但即使是这样，到建中二年（781）的时候，沙州还是弹尽粮绝了，面临绝境。阎朝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和吐蕃的大将绮心儿郑重约定，献城沙州民众将不会被外迁后，方才同意投降——这让李曜想起《天国王朝》里和萨拉丁相约、守卫耶路撒冷的巴里安。
于是十一年的沙州围城至此终于结束，虽然最终难免陷落，但是城中的汉人大姓张、李、索等氏族都没有流离失所，保存了日后能够让归义军光复沙州的星星之火。
沙州陷落之后，当地民众虽然没有被驱逐，面临的也是噩梦一般的日子——如果仅仅是换个节度使那也就罢了，问题是，吐蕃是个奴隶制的国家！（无风注：实际上一直到1950年西藏解放前，西藏还仍然遍地是农奴……）
结果毫无疑问，吐蕃人视汉民为贱民，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被告知，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时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对待奴隶，奴隶主们当然不视其为生命，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断绝当地汉人和中原唐朝的血脉和情感联系，吐蕃人还要求汉民不得穿着汉族服装，必须如吐蕃人一般，辫发左衽（无风注：汉服均是右衽，即衣服左领压住右领，对面看是个y形状，少数民族正好相反。这是由于汉族以右为尊，少数民族以左为尊，要把尊的一边掩起来。对于汉民来说，左衽的只有两种人，死者或者蛮夷，所以在一些汉人画作里面，有时能看到左衽的人，其实那是暗指已经去世的人）。每年的春节是汉人唯一被准许身着汉服的日子，沙州的汉人在家里穿着汉服祭拜祖先，都痛苦得泪流满面。
建中元年（780），当时的太常少卿（礼部负责祭祀的官员）韦伦在奉命出使吐蕃后，路经陇西一带返回长安，一路见当地汉人“毛裘篷首，窥觑墙隙”，有人哭泣、有人向东跪拜、还有人密奏吐蕃在当地的虚实，盼望唐军前来收复失地。
但是很可惜，四十多年后，唐军依然没来。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卿刘元鼎前往吐蕃会盟，路过龙支城（青海乐都），有上千名老人沿路拜泣，自称是当年被俘的唐军，问当今天子安否，“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
一个“未忍”，道尽多少艰辛，不知听到这些话的刘元鼎，是难过、尴尬，还是无奈？
这一切，一直到张义潮举起光复沙州的大旗，才得到改变。
和后世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有相似之处的是：吐蕃人同样善战（确实给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并且攻占过长安）、也同样不善于管理。河西之地，本来土地并非贫瘠，在大唐统治时曾经修筑过很多水利和农业设施，但吐蕃统治之后，开始逐年荒芜。
同时，大唐在由盛转衰时，幸运地出现了一代名相李泌。李泌是中唐时杰出的政治家，历玄宗至德宗四代帝王，始终进退自如。在李泌的政策指引下，唐与回鹘、阿拉伯、南诏等国共同结盟、构建起了针对吐蕃的包围圈，吐蕃从此在政治上进入绝境，无力扩张。不能扩张，也就无法掠夺，不善经营管理领地带来的恶劣后果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会昌年间（841…846），由于连年灾害，吐蕃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饿殍遍地。会昌二年，吐蕃赞普郎达玛遇刺，死时无子，内臣立了他妻子綝氏的一个内侄名叫云丹的为新赞普（这人选离谱得真是太远了），自然引起多方不服，从此吐蕃陷入内战。
在内战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人是原吐蕃大将尚恐热（又名论恐热），在击败了主要对手之后，尚恐热自封为吐蕃宰相，纵兵大掠河西，“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
大唐看出吐蕃的穷途末路，在国力衰败的情况下仍试图派兵向西小规模进军。大中元年（847）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石门等六关和威州、扶州。吐蕃的凶残和唐军的局部胜利，刺激了张义潮最终发动了沙州起义。
张义潮，生于贞元十五年（无风注：实际上历史考证认为只是这一年“前后”，本书里只好定论，但请注意这只是小说之言。），沙州敦煌县神沙乡人，是沙州陷落后在吐蕃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张氏在河西，是名门望族，世居沙州，张义潮的父亲张谦逸曾在朝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张义潮一代有史料记载的张氏兄妹共三人，长兄张义谭，相对低调的一个宽厚长者，一直自愿隐身于张义潮身后；姐姐张媚媚，出家为尼，法号了空；另外的幼弟，就是张义潮。
据传言，张义潮最崇拜的人是高仙芝部下的第一大将封常清，立志以封常清为榜样，曾一笔一画地抄写封常清在安史之乱中被诬陷处死前所作的《封常清谢死表闻》。耳闻目睹当地汉人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张义潮对吐蕃统治下的沙州现状极为不满。但是由于吐蕃之前的高压统治，一直隐忍到五十岁。
张义潮自幼习文练武，极有谋略。按照张家自己略带夸张的记载，是“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古代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泛指兵书）之骨髓”。当此时机，张义潮“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
张义潮起义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三方面：望族、僧侣和当地豪杰。当年沙州陷落的时候，名门望族的保全为起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僧侣的协助扩大了起义在民间的影响力和认同感；而豪杰成为了起义中的中高层骨干领袖，在张义潮和普通民众的中间层级起到了很重要的纽带作用。另外，作为兄长的张义谭也参加了起义，并起到了一定的领袖作用，也成为张家“双核心”之一。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起义爆发。义军趁城内吐蕃兵力空虚之际，发动突然攻击，“汉人皆助之”。吐蕃军在慌乱之中没有组织起有效防御，竟然被逐出城外，之后虽然不甘心进行了多次反扑，但终于没能夺回城池的控制权。在某些传说中还有“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的说法，李曜也曾听说，但他显然不信——他自己还能“引天雷”呢。
沙州光复之后，借此事件的影响力，河西地区的汉民起义此起彼伏，先后都和张义潮取得了联系，并陆续归附。张义潮作为起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实际上已成为沙州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后续对策。
在起义之前，张义潮就已经明确的将“归国”作为口号。起义之后，一方面义军要面临吐蕃反扑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将“归国”的策略延续到底，张义潮决定向长安的朝廷派遣使者，传递河西光复的消息，并寻求朝廷正规军的军事支持。
沙州和长安，相隔数千里，而且途中尽是吐蕃人的势力范围，使者的行程之艰险可想而知。为了确保信息能够到达，张义潮派出了十队使者，携带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由沙州出发，分别向十个不同的方向在沙漠中绕行东进。为了尽量迷惑信佛教的吐蕃人，在使者中还安排了大量的僧侣，以保障旅途的安全。
这些使者的旅行非常悲壮，在东进的途中，有九队人马或者被吐蕃军队追击、或者迷失方向、或者因为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最终在莽莽大漠之中沉默的消失。只有敦煌高僧悟真率领的一队使者，在向东北绕行三千里之远后，脱离吐蕃的势力范围，侥幸到达了位于后世蒙古的、大唐针对回鹘设立的边防军——天德军的驻地（无风注：本书中，该军现在在李克用手上）。在一路上，这队使者穿越的沙漠地带就超过两千里，可谓九死一生。
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护送下，悟真的使者队伍终于在大中四年（850）正月，又经过上千里的旅行从天德军驻地到达长安。至此，十队使者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能够在朝廷眼中留下名字的，唯有悟真一人。
然而，整个长安城都因为此队使者的到来而轰动了！
早在六十多年前朝廷失去河西的控制权之后，除了有限的几次路经河西的从吐蕃归来的使者的报告，朝廷没有任何关于此地的消息。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河西的汉人仅凭民间的力量竟然收复了失地！唐宣宗下令以盛大的规模迎接了使者的队伍，并称赞说：“关西出将，岂虚也哉！”。悟真因为其功绩还被封为“京城临坛大德”（对有修为和德行的僧人的敬称），以作表彰。
由于路途的艰险，悟真到达长安的时候，张义潮起义已经过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张义潮并未被动等待使者的消息（否则怎么可能被称为晚唐的名将），他十分清楚人力和物质对战争的作用，马上整顿沙州的生产，走“缮甲兵，耕且战”的藏兵于民路线，并四处出击，与各地起义的其他汉民一起扩大战果。大中三年（849），张义潮收复甘州、肃州；大中四年，再收复伊州，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尽管没有得到正规军的直接军事支援，但是前往长安的信使带回的朝廷褒奖还是极大的鼓舞了义军的士气。大中五年（851），张义潮率领义军发动了对吐蕃的全面攻势，不到一年的时间，除凉州之外的河西之地全部收复，饱受内乱之苦的吐蕃军统治再也不复一百年前的威势，瞬间土崩瓦解，一触即溃的吐蕃军队也只得逃往最后的据点凉州。
看到东进的路线已经被打通，张义潮意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和承认。但是张义潮明白一个道理：功高震主。尤其是在有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掌兵大将在外做乱的先例下，如何能够让朝廷对自己放心？张义潮和作为义军重要领袖的兄长张义谭两人经过商议，做出了关于权力交接的重要决定——派遣张义谭入朝为人质，张义潮主持河西军政大局；张义潮之后，由张义谭之子张淮深继任。
大中五年（851）八月，张义潮向长安派出规模宏大的信使队伍，当然吐蕃已经退走，本次的出使就没有什么危险性了。这支信使队一行二十九人，首领为张义潭，还有沙洲本地的豪族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人，携带着河西十一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的图籍，入长安向皇帝告捷表功。
在时隔不到两年后再次收到振奋人心的消息，唐宣宗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兴奋的他下达诏书，表彰张义潮和义军的忠勇，诏书写张义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这已经是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