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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卷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破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躇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有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习惯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就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洗浴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地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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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得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还装作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