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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伏摇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应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光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没有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她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去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上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无论在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的人个个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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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铅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惟一的可疑之处就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地撬铺地的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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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