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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我精神崩溃，我有了一个旅途中的家：那些姑娘们、凯琳、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肯尼、伴舞卡明埃和路易斯、理查德·琼斯（现在是我们的巡演主管），当然还有从伊斯坦布尔就和我们在一起的乐队，他们不仅极有天分而且都是很容易相处的好人。大卫离我这么远，所以他们都帮我摆脱烦躁的情绪。
那么，按照摇滚乐的好传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他们。说到打击乐器，我向你引见费格斯·葛朗德，一位顶级音乐家，特别可爱，非常频繁地变换头发的颜色。
接着是鼓手安迪·冈噶迪恩。安迪有自己的招牌形象。他经常在长裤外面穿上肥大的裙子，配着大大的长筒靴和罩衫。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那顶奇怪的帽子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鬈发。他有着古怪的双重个性：特别害羞却又非常固执。
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键盘手西蒙·埃利斯，同时也是我们的音乐监制，他确实特别有趣，一个绝对的喜剧演员，总是模仿别人，发出滑稽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另一位键盘手迈克·马丁，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好。他过去总是穿着战斗服和紧身上衣。我们称他为“情人·情人先生”，因为他经常扭动着他的臀部。他对音乐很有感觉。
我们的主吉他手保罗·金德勒，一位从事音乐行业多年的杰出音乐家。尽管他非常不喜欢与人交往，但他非常友好，脸上总带着快乐的笑容。
最后是我们的低音吉他手，史蒂夫·勒文森。他留着吓人的长发绺。个性非常善良、可爱。旅行途中，我经常和他谈个没完。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大卫打电话，但是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海岸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和大卫都醒着的时候。并且如果大卫随曼联队外出踢比赛，他们都不会为我接通电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感到很孤独。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背景里听到“伦敦东区人”节目，还会听见妈妈说：“把电视关小一点，克里斯琴”，然后，我又听见她说：“把炉子上的蔬菜端下来。”挂了电话，我就忍不住哭了。所有那些平常的事情。我太想他们了。回家后我发现，离开时还是个姑娘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家里的小宝贝弟弟长出了短胡子，还有了腋毛，又交了女朋友，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开始工作了。
如果四年以前你问我，我的旅馆房间外面有风景可看有多重要，我会说我不在乎，而现在我整天都呆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无法忍受那种被禁闭的感觉。我得感受自由，即使是看日落或看月亮这么小的自由。那是大卫也能看到的同一个月亮。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窗口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直有幽闭恐怖症，我不喜欢火车和飞机上的洗手间。
大卫离开之后，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在明尼阿波利斯，更多的人到后台来看我们，其中包括“王子”乐队。“王子”就坐在舞台旁边的小包间里，这太让人惊喜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吉米·杰姆的家伙，——一位黑人制作人和作家，这简直是双重惊喜。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和珍妮特·杰克逊合作，完成了所有歌曲。能和这样一位歌曲作者和制作人合作，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所有人遇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一样，我们一下子都笨得说不出话来。
“知道吗，”吉米打破了僵局，“我绝对是你们的歌迷。我妻子给我买了一件‘辣妹’T恤衫。言归正传，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无法相信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想问：“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后来他和他的搭档特里·刘易斯为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写了三首歌。他们一起被称为杰姆和刘易斯。
这时候，“王子”就坐在那儿，穿着天鹅绒的长裤，在分开的两腿之间夹着一根银顶拐杖。我知道他身材矮小。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小，应该说非常非常小。但是每一英寸都透着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光芒。他的鞋跟很高，尖尖的下巴使他显得很瘦削，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拳曲，经过许多打理。我记得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台上下来，当然，他没有。在台上的是我们。他用低低的、沉静的嗓音说我们的演出太棒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爱玛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你，我是说，既然你不再是‘王子’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叫我‘朋友’。”
六个星期，10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新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趣，但却没有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恶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恶心、下午恶心、晚上恶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恶心。
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超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超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超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速，如果他要超车的话，他可以超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欲。
我们站在柜台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赞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潮——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