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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二、进一步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战争历史证明，指挥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指挥优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战场上的指挥优势，来源于和平时期的指挥建设。“科技强军，理论先行”，掌握指挥优势离不开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纵观近年来军队建设状况，指挥建设所以成为制约军队建设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挥理论滞后。当前的新军事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上就是一场指挥观念、指挥手段和指挥组织体制的革命，因此，着眼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指挥理论，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作指导。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军事工程革命、军事技术革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使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达到或者接近极限。如在航（射）程方面，一些武
器装备的作战范围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天涯海角”；在破坏力方面，一些武器的毁伤力已经达到可以“毁灭人类”的程度；在速度方面，航空和航天器、导弹、舰船、运输车辆、装甲战车等，虽然没有超越物理规律的绝对极限，但几乎达到由成本效益所决定的实际极限。这就把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而每提高一步所需投入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把眼光由提高单个武器系统的性能转向提高作战力量的整体功能上。指挥手段革命（亦称“军事通信革命”），带来了指挥与控制、通信、情报、决策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根本性变革，它像“粘网”一样把各种各样的作战力量（包括人流、物质流、信息流）联结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产生巨大的整体作战效能。伴随着指挥手段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如何充分利用计算机、监视器、传感器、现代通信工具等先进技术组成的一个能够起到战斗力“倍增器”作用的指挥自动化系统，以及这个系统在战略、战役、战术层次中，在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及各兵种系统中，在后勤、政治工作等领域里如何组织（诸如作战需求、战术和技术结构）等，就是人们不能不予以回答和解决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动军事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求军事理论给予必要的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几年来指挥建设的历史也表明，没有必要的、先进的指挥理论作指导，指挥建设就很难突破低水平徘徊的樊篱。
作战指挥建设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申之重，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充分发挥全面引导的作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以来，围绕着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个基点，提高战斗力水平的努力分别在武器装备研制、战法研究、指挥建设三条战线上展开，三者互相促进、互为依托。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说，少装备几十架飞机、十艘八艘舰艇、百八十辆坦克，不会对其战斗力产生重大影响；再好的战法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运筹、组织，才能由“纸上谈兵”变为“战场搏奔”。现代战争中，特别是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抗优势技术装备之敌的情况下，由“主观指导正确”＋“指挥速率高”＋“指挥系统稳定性强”所构成的指挥优势，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先进的指挥手段、顺畅的指挥机制、科学的指挥理论、完善的指挥法规、高素质的指挥人才，是产生正确主观指导（包括发挥武器装备作用、合理运用战法）、高效和稳定指挥的基础。把指挥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进行系统建设，已经成为战略性问题。要加强指挥建设，首要的是从宏观上确立正确的思路，使指挥建设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统一目标、统一筹划、统一组织、统一步骤，同步发展。指挥建设的核心，是如何确保产生正确的主观指导、如何确保指挥高速、稳定和不间断，以及如何形成真正的指挥优势。另外，就指挥的组织体制而言，已被世人公认为是与“技术发展”、“作战理论革新”并驾齐驱的新军事革命的三个基本因素。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军队现行的指挥组织体制面临着哪些新情况和新要求？指挥组织体制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是什么？联合战役中，指挥机构采取什么样的编组形式才能确保“联得起来”，如何以结构谋求整体功能？这些，都是需要回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指挥手段而言，除了前面所述之外，还有一系列建设的重点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如战略网和战役战术网建设何为重点？诸军兵种分系统以准为重点？指挥、控制、情报、通信、辅助决策功能以准为重点？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有限资金的投向，而且关系到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的效益。就指挥法规而言，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标志是依法治军，现代化的指挥也必须有法可循。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指挥法规，就指挥训练而言，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教范，对于指挥领域里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军队作战指挥的传统经验，中华民族优秀的指挥思想和理论，指挥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指挥艺术的内核，指挥系统构成的原理和原则，指挥活动的一般规律，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全军尽早达成共识。只有尽快回答和解决诸
如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战指挥理论在我军作战指挥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军队未来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与以往有很大区别，要求作战指挥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条件下的作战，有不同的作战规律和作战指挥规律，在指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特点。在未来战争中，从总体上讲军队可能遂行的作战任务，具有攻势行动为主、海上行动力主、联合行动为主、自我保障为主的特点。
作战的基本背景条件，就军队数量而言我多敌少，就技术装备而言我劣敌优，就地理条件而言我好敌差，就民心士气而言我强敌弱。这就决定了未来作战，既反映作战和作战指挥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殊的规律，比如，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人民战争与以往的人民战争，脱离大陆的机动战与“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以海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与以陆地为主要战场的作战，诸军种的联合作战与战区或者战役集团之间的联合作战，主要依靠战役军团自身保障与主要依靠人民群众保障完成作战任务，等等，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新的作战特点，必然引起指挥领域里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变化。要适应未来作战任务的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指挥理论研究必须有针对性地、具体地回答和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总体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优势和主动。在以劣势技术装备对优势技术装备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指挥上再逊敌一筹，那么，“以劣胜优”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联合战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指挥上确保“联得起来”，它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指挥手段建设和运用等技术性问题，更主要的是指挥系统的编成和组织，指挥机制的建立，特别是联合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和编成内的军兵种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的责任、权力，以及军兵种战役军团原隶属的战区、军种部的义务，诸军种的协同原则和组织协同动作的规程，等等。目前，我们虽然在指挥机构编组的大结构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各指挥所中各个要素的编成、编组及其相互关系，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统一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对地支援人力和防空人力，是对现代战役的基本要求。但是，火力协调机构如何组织，它担负有哪些责任、权力和义务，作业规程是什么，等等，一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军委已经在有关法规中明确了指挥机构中专门设立通信中心、情报中心、电子对抗中心，以从指挥的组织体制上确保有限的、低水平的装备器材形成整体合力，然而，这三个“中心”的具体组织结构及其责任、权力、义务等有关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另外，人民战争仍然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拥有高技术优势之敌所最惧怕的；游击战曾经是我们的“拿手戏”。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如何编组群众武装，如何运用传统游击战、现代特种战的战法，也都是作战指挥理论亟待研究的课题。
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将“信息战”作为未来战争中一种重要的作战样式，它的核心是“指挥与控制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指挥战”理论。“信息战”，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军队大力推崇的一种作战样式。所谓“信息战”，有社会、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之分。军事领域里的“信息战”，是一种以打击对方指挥系统和保护己方指挥系统为目标，以攻击对方指挥人员决策过程和保证己方正确决策为重点，集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和直接摧毁为一体的作战样式，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摧毁对方的指挥系统、摧垮对方的作战意志特别是指挥人员的作战意志。指挥领域里的较量古已有之。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围绕着争夺指挥领域里优势和主动的科学技术研究、武器装备发展、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改革愈演愈烈。“信息战”理论的提出，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产物，也是战争实践中的一种“省悟”，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历来是军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以火器为主的战场上，战争多是面积破坏，战火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瓦砾遍地，一切人类文明荡然无存，民众的哀怨之声便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辉煌胜利黯然失色，有时甚至使战争的指导者们不得不放弃以战争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努力。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战争中越来越“计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