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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这些天来，我跟大家一样，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到松基三井出了油，谁不高兴？要说高兴我是最高兴的一个。但我又是一个最高兴不起来的人！为什么？”土坯房子里，正当前线将士和技术人员都在为眼前的光明前景喝彩时，部长余秋里竟然抬出了这样一个硕大的问题。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连翁文波这样的大地质学家都屏住了呼吸。
“是啊，为什么呢？”余秋里抬起右胳膊，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额头，神情凝重而又严肃地扫了一遍屋子里的所有技术人员。突然他的右臂从空中猛地落下，“因为在大家一片喝彩声中，我要提个反面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过去石油勘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口井出油并不等于是一个构造出油！几个构造有油并不等于连片有油！一时高产并不等于能够长期高产！”
哇，多么精彩的经典话语！多么深刻的睿智哲理！
有人统计，一个普通人一生所说的话大约在10亿句左右，可多数人的话可能找不出几句是独创的和能够流传下去的；但有的人则不一样。这也是伟人和普通人、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差异所在。
毛泽东是伟人，是理论伟人，他的哲学著作和诗文有许多是中华民族历史里永远可以流传下去的经典语录，比如“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等。
邓小平是伟人，是实践的伟人。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有等身的哲学著作和诗文，但他也有几句经典语录让我们永远记住他，比如“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就或许就是因为遵循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两句经典的理论思想，才有民族崛起的一个辉煌阶段。
余秋里不是毛泽东式的大理论家，也不是邓小平那样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但余秋里之所以后来一直被人们称之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因为余秋里不仅用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与胆识，领导了后面我所要叙述的像大庆会战那样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成就巨大的石油战役，更重要的是他给中国石油工业留下了永远无法替代和抹去的精神遗产和可以传世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口井出油并不等于是一个构造出油！几个构造有油并不等于连片有油！一时高产并不等于能够长期高产！”这短短三句话，比起大地质学家们的鸿篇巨著，比起世界石油勘探学的教科书，它也许太短太短，但在我与所有而今仍然活着的地质学家和石油专家们的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中没有一个敢否定余秋里这三句话的意义。
难道不是吗？这三句话中所包含的地质学和石油勘探学的深刻性、辩证性，还有什么更经典的话可以概括和取代的呢？
没有！
同样，这三句话中还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认识与理解的哲学关系，而且它还揭示了科学与自然之间的均衡性和不均衡性的统一问题，以及它们之间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
10年前，我在采访黄汲清和翁文波这样的大地质学家时，这些大师们就脱口朗诵余秋里的这三句话，并称其为“大哲学家的科学语言”、“石油学的战略与战术的经典思想”。
10年后的今天，我在走进运用卫星等高尖端技术进行地球勘探的石油科学研究机构时，年轻一代的石油专家们仍能熟诵将军的这三句话，并作为“找油哲学经典”或“座右铭”信条，压在自己办公室的玻璃板下。
在40年前的那个冰天雪地的土坯房子里，这三句话是将军从心底迸发出的，因此落地有声，振聋发聩。这缘于他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和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多年的高级领导者，在来到石油战线后所经历的那些包括川中会战在内的失败教训和对克拉玛依、玉门、柴达木等油田成功开发的全部认识及不断总结的结果。
我们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批判和纠正1957、1959年间毛泽东错误发动的那场“反右”运动。但当时提出“反右”的原因之一，确实有一些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治国冷眼相待，甚至公开挑衅。石油系统同样有这种现象存在。专家和学者中有人就是瞧不起“爬雪山、过草地”的人能领导找油科学战斗，认为他们是一些只会喊“同志们冲啊”的大老粗或鲁莽的军人。
余秋里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领导者。
“同志们，你们的热情，你们的干劲，你们现在所向我报告的每一个新情况，都让人激动、高兴，但我请大家冷静和清醒地想一想：这松辽到底是个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个活油田还是死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坏油田？”余秋里说到这儿又把话顿住，然后目光从翁文波开始，一直转到那个开口说“20亿吨储量”的小伙子身上。那目光是急切的、期待的，更是犀利的。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得了将军部长的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了将军部长的话。
余秋里收回犀利的目光，投出温和诚恳的目光：“所以，同志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做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工作！”
土坯小屋里静得出奇，那些平时高谈阔论、信口开河、慷慨激昂的技术人员们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个个低着头，似乎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当时我们听完余部长的话后，每个人的心脏，都像被狠狠地敲打了一下的警钟，顿时清醒起来，而且这样的清醒让我们保持了一辈子。中国石油工业之后5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余秋里同志这三句话中所包含的精神遗产是实在太丰富了！它让我们学会了科学辩证法，学会了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科学、科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更学会了怎么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当年亲耳聆听余秋里讲话的现今大多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如此感慨地向我表达这样的心声。
翁文波为首的技术人员们在余秋里那番话后，没能回答出来，是因为他们陷入了技术程序上的难题之中：要搞清地下的储量，纸上谈兵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靠打深井，而且要打得准确。可是打一口深井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打井过程中都要取岩芯和试油，同时每口井都需要几百万元的费用，这都是余秋里部长不那么愿意那样做的。显然，将军愿用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获得地下的真实情况。可这是技术人员又无法解决的事，但松辽找油战役打响之前这些问题又必须解决。
精于地质和物探的翁文波苦思冥想，仍然不得要领。
李德生才思敏捷，但就是不愿多说——他的心里多少留着川中会战时因为多说话而受到批判的阴影。
张文昭此刻正在盯着前期布置的60多口井的勘探任务已经够忙乎的了。
办法总是有的。办法需要靠打破思想束缚，其实解放思想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成功经历。只是不同时期叫法不同，余秋里挂帅石油工业时，他管解放思想叫做“开动脑筋，多想点名堂”。
脑筋动到了家，名堂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余秋里自26日来到松辽后，白天一个一个地跑机台，晚上又整宿整宿地找人谈话，倾听技术人员的意见，与他们一起研究分析。“他简直就是一台机器，你不让他停下来就永远会转下去。”现今也已变成“老爷子”的王玉俊谈起当年的余秋里时如此说。
专家们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还是由将军解决了。
“时间紧，布井又那么多，靠常规等一口口井取芯打完再试油，那么我们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至少一两年以后吧？”余秋里把技术员召到自己的“部长临时办公室”——那是当时大同镇最“豪华”的地方，镇政府后面的一排“干打垒”——墙是土块打的、屋顶是高粱秆或用麦秸秆铺垫再压上厚厚一层土的那种只比人高出半个头的土建筑。
屋子里烟雾弥漫，技术人员们整整齐齐地围坐在几张长条木椅上，面对着坐在木椅上的将军。只见他盘着双腿，抽着烟，态度似乎比平时亲和与恳切得多。
“按照世界上找油的基本规律看，一个大油田从发现到搞清它的储量至少得三五年。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做得到的。”翁文波回应部长的话。
“是吗，三五年我们哪受得了？毛主席受不了嘛！”余秋里“噌”地从炕上跳下来，把手中的烟蒂往脚底下一蹍，然后在烟雾腾腾的低矮的小土坯房里来回走动起来。
技术人员的目光随着部长的身影移动。那些年轻一点的同志则把眼睛停在那只“飕飕”生风的空袖子上，内心泛起几丝敬意和畏惧。
空袖子甩着甩着，在那幅墙头挂着的松辽石油地质勘探图前缓缓停下……
啊，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线条和曲曲弯弯、形状各异、颜色别样的地图！将军部长的眉睫紧锁：这家伙跟打仗的军事地图真不一样啊！军事地图多好——敌我双方，清晰明了。进攻箭头、阵地区位，指挥棒所指之处，便能听得见千军万马，炮声的隆隆。这家伙地质图真是复杂，密密麻麻的像理不清的乱丝，叠叠重重的像翻不完的奇书。布下的几十口勘探井，在庞大的图纸上显得孤孤单单的，如同撒在一张大贴饼上的几粒芝麻粒……
“星星点点，点点星星喔！”空袖子甩了一个180度，“同志们，你们都是专家，我们能不能采取些打破常规的勘探方法，争取更快的时间完成勘探任务，摸清这个‘敌人’的底细？”
技术人员面面相觑，还像前一晚上一样，不能也不敢回答如此的问题。
不过这回有人把皮球踢回了余秋里：“比如呢？”
“比如我们能不能将所有布下的勘探井分为三类：一类井只管往下打，不取芯，把电测、综合录井的资料搞好，争取最快时间掌握控制含油层就行；二类井则在油层部位全部取芯，以掌握油层特征，为计算储量取得可靠资料和数据；三类井是在构造的边缘打深井，以便通过分组试油等措施，确定油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最后再把这三类井所取得的各种资料合在一起，相互验证，这样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你们地质勘探教科书上的技术要求，从而获得了解这一地区的油层和圈定含油面积之目的了？你们说说，这样做行不行？是不是可以同样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的？”余秋里这回说完，没有用他那双锐利的目光射向现场的人，只是顺手操起烟盒，然后划燃一根火柴，悠悠闲闲地点着烟卷，深吸一口，又吐出一缕烟雾，像是在自问。
“我看可以！”突然响起一个年轻而响亮的声音。
余秋里的眼睛一亮。他在寻找是谁的声音，但没有找到。大概这个声音自知在这种场合有些底气不足。
“翁文波同志，你说呢？”余秋里把皮球踢到技术权威那边去了。
“No，verygood！”翁氏冒出一串将军部长听不懂的话。
“呶？呶是什么意思？”余秋里追问。
“呶是英文的不字！”有人抢了一句。
余秋里的目光直逼翁氏：“嗯？你是说我的意见不行？”
翁氏急了，站起身来：“不，余部长。我、我是说你的意见不仅可以，而且非常好！”
“真是这样？英文也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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