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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大庆也要停产闹革命？将军默默地重复着王铁人反映造反派们的话，紧锁眉睫。
有个跟王进喜一起来的群众代表情绪很激动地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我们大庆也应该跟上去！否则大庆就不是毛主席树的红旗了，工业怎么学大庆呀？”
将军一听这，“噌”地从沙发上站起。他强压心头之怒，来了段难得的“黑色幽默”：是啊，停也不是不可以。咱们一起商量看看怎么个停法？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看来采油不能停！停注水？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来，以后采油没法了，看来这也不能停。供应部门停了行不行？可油田生产没有物资怎么办？看来这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了？但这样一来油田生产就不能及时掌握地下动态，这怕也不行。运输停了？那我们靠什么走路？这也绝对不能停……将军以行家的口吻，一下说了十来个“不能停”，而且越来越激动，最后一个惊天动地的“不能停！”结束了此次谈话。王铁人从老部长那儿精神为之一振。几日后，总理接见，更使他有了“尚方宝剑”。
回到大庆后的王铁人带着总理的指示，想把打倒和受迫害最重的“宋陈季王”（宋，宋振明，时任大庆工委副书记、会战指挥部指挥；陈，陈烈民，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季，季铁中，工委委员，武装部政委；王，王新坡，工委委员，大庆指挥部副指挥）解放出来。于是他借传达总理指示，动员军管会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想借此顺便让受压多年的“宋陈季王”几名领导有个体面的解放。哪知，会议一开始，造反派早已有所准备，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王进喜是谎传周总理指示，结果给王进喜的“大工贼、大扒手、大流氓”前面又多扣了一顶“大骗子”的高帽。会场上王进喜原本宰好的几头准备犒劳解放“宋陈季王”的大猪，现在造反派用来让“宋陈季王”每人扛着游街……看着几位大庆领导汗流浃背、气息喘喘地抬着猪崽低头游街的情景，王进喜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王铁人做不到的事，将军以其智谋做到了。在向石油部传达以中央名义要求开发喇嘛甸子油田同时，将军要求“宋陈季王”还有徐今强等干部在“喇嘛甸子油田会战中立功改造”——这是当时可能做得到的一种“解放干部”的办法。将军自己不也是被总理这样保护下来的嘛！
后来大庆油田又因为“文革”的干扰破坏，出现“两降一升”（即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含水量上升）的紧急关头。懂行的将军极其忧虑，他想到了张文彬——此刻的张文彬正在四川“靠边站”。将军通过老战友、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以工作需要之名，直接将张文彬调往大庆，让其带领一个工作组帮助扭转油田生产的混乱局面。后张文彬又奉命组织“东八三”管道工程会战，将军又将另一位石油大员秦文彩“解放”到大庆。正是这些将军熟悉和信任的“老会战”们重新拯救了危难的大庆油田。而像焦力人、孙晓风、李敬等石油战线的中流砥柱，又何尝不是将军亲自点名或者借助各种“需要”给调回领导岗位的？
将军最想“解放”的一位老石油人当然是他的“老搭档”康世恩。自胜利油田开发后，中央一直关注的江汉油田战斗序幕已经拉开。这是第一个规模相当的对“三线”距离最近的油田。
周恩来问派谁去最合适？
康世恩！将军脱口而出。
又一个重量级石油人物解放了。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尽管因“文革”遭受重创，但相比其他行业，是最幸运的一块——它迅速得到恢复和重新起色。胜利油田的全面开发、大港油田曙光初现、海洋石油战鼓声声、四川汽油田成绩不俗……石油工业重振雄风，支撑国家大工业一片天地。这是在民族危急时刻，石油人的这份贡献更令人起敬。共和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页历史。
江汉石油会战是一次参加人数达12万余人的和平建设大战役，比大庆会战还多出一倍人数。有人曾经批评说江汉油田是一次“人海战术”。将军严正地回答：不错。我们搞的江汉油田会战是人海战术，但在那个全国各行各业几乎瘫痪的年代，只有石油人听从中央命令没有瘫痪，他们依靠自己的信仰和对祖国石油事业的一片真情，顶着政治风险在拼命工作。将军没有说出“人海战术”的另一半意义：是他和周恩来、康世恩等人的智谋，借大会战保下了石油战线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石油部门因此在解放“走资派”、解放“反动学术权威”等方面比其他部门早了七八年！
这是将军的又一个不可抹去的功绩。
晚年时期，有一次将军在外地休养，被一群化工部门的同志热情地拉去做客。将军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跟你们没有什么交情啊？”化工部门的同志大呼“冤枉”，说：老部长啊，当年就是因为你留了我们这些人上石油会战去了，才让我们从“牛棚”里提前出来了。我们才有今天施展才能的机会呀！将军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原来如此！
其实将军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句“你们不要我要”的话，救了多少人的命运。我在大庆采访时，有一天文联同志向我介绍一位“老文学爱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岁。老梁先生拿来他写的两本小说送给我，后来他听说我正在写将军指挥石油会战的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你知道我跟将军是什么关系吗？我说不知道。于是老梁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老梁说他就是后任深圳特区市委书记的李灏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灏后来当了谷牧秘书，与将军的秘书李晔等很熟。老梁有些惭愧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调皮捣蛋，谁也管不了他。1964年，余秋里得知后，对李灏说，你交给我，我来管他。就这样，老梁就从广东到了大庆会战前线。经过将军的几番“调教”，日后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层干部。老梁叹言说，是将军改变了他一生。不过老梁因为与将军有这层关系，“文革”中也没少吃苦头，被打成“余秋里的小黑干将”，受批斗80多场，一关就是七个月。“因为沾余伯伯的光而惨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点不后悔。上大庆油田之前我上余伯伯家吃饭，开始以为到部长家能吃点什么好东西，结果就一个炒鸡蛋。打那以后我认定像余伯伯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日后我为他受点冤屈并不感到后悔。”老梁身上仍然有点知识分子的傲气。
老梁告诉我，当时大庆会战时期，像他这样原本不思进取的“调皮捣蛋分子”，将军他收了不少，后来他们都在石油会战这样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材。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将军在当石油部长和“文革”时期，到底接收了多少被一些人视为“破铜烂铁”和“阶级异己分子”，只有将军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些人中有的后来还当上了部长级高级干部。可将军生前没有对人说过，连他最亲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还有余秋里”的意义很深刻吧？就论这一点，毛泽东仍然同样功不可没。因为是他在关键时刻说了这样的话。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的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8页）
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但毛泽东作为一代旷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错事时，也还留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彻底地断“尾巴”有关。“还有余秋里”是一例，邓小平的命运更属此举。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运动，中国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局面。但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也是人，而不是神。
历史之所以让人回味和令人读后充满着惊心动魄，那便是因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们都愿望能够有永远的莺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时代，可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责备先人的缺陷与遗憾时，其实自己已经在犯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缺陷与遗憾了。
新中国的“三五计划”始于将军之手，却毁于“文革”之中，但因周恩来、李先念和将军、谷牧等领导人的苦苦支撑，除了1967、1968年全国性的混乱实在无法维持外，其余年份生产形势尚有发展。1969年，国民经济出现扭转下滑的局面，工农业总产值为261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郾1％。1970年形势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长20郾1％。“三五”期间安排的三线建设和其他重点项目，也有些突出表现。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宝成铁路广元到马角坝段电气化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同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上马兴建……将军曾经感叹：如果没有“文革”破坏，“三五”将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经济面貌将是十分可观的。
但感叹挽救不了历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帮”，有错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将军和总理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记得将军的后任秘书雷厉同志给我讲起一个情节：那是“文革”最乱的一个时期的1968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好不容易召来的各省市区军管会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本来是讨论年度计划的，结果代表们吵吵嚷嚷的还是大批判内容。会议开到12月25日晚，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将军也参加了。周恩来原准备通过这次接见，想把全国的计划盘子大体定下，可他的话正题还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来，互不相让。直闹到26日凌晨也没个结果。周恩来朝将军痛苦地摇摇头，然后站起来对代表们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挥大家唱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请大家吃顿寿面。吃完后上午大家就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们这回才叫好。计划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散会了。将军无精打采地刚踏进家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红头电话铃突然响起。“总理？！是我啊！马上到你那儿去？好。我马上到。”周总理让将军立即赶到中南海。将军走进西花厅，总理身体斜仰在沙发上，疲倦不堪地连连长叹一阵后对将军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都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个计划怎么成嘛？这几亿人口的大国……将军的内心何尝不是这般焦虑？“总理，我马上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来深情地点点头：拜托了。将军当即赶回办公室，拼命摇响电话，叫来几个信得过的同志，不分日夜地加班加点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交给总理，总理随即报毛泽东审批并获通过。
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新年第一天就是这样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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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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