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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到北京与蒋介石见面，在秘密交易中获利丰厚，心里自是得意。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努力掩饰，仍表现出一副要与冯共沉浮的态度。他再次通电南京政府，声称自己坚决出洋，此举是“务回征车，共济艰难”，并表示说：“冯总司令昨已来晋，锡山若不同行，在冯总司令纵能谅解，不以卖友自利见责，其部属众多，又分在远道，岂能求其共谅？”重情义，重然诺的恳切之状，足以让人感动。原来，这却是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一番表演，目的是在继续麻痹冯玉祥。蒋与之配合，又派人苦劝一番。于是，阎锡山就突然得病住进医院，闭门谢客。为了造成实出无奈的影响，还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装模作样地表示：“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于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特以军民危难之秋，维系之道，端在信约。一有歧异则动摇随之，此际虽欲力践前言，亦不可得。”冠冕堂皇地表白这一通之后，阎锡山就退掉了已购好的往日本的船票，不谈出洋了，也不再与冯玉祥见面。
冯玉祥已经被迁往五台建安村，住所与周围隔绝，阎派了一名师长带着卫队名为保护，实为监视。蒋、阎在北平会晤的消息传来，他既吃惊又气愤。想不到让自己如此感动的盟兄弟，竟然是个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家伙。冯提出要与阎见面，阎总是托词不见。冯被戏弄多次，忍无可忍，有一次就开着汽车冲出建安村，声言要去太原。卫队师长极力阻拦，跪在汽车前，求冯一定不要出村，否则他会被军法从事。冯大怒不予理会，汽车仍然开出村去了。卫队师长急忙用电话通知沿途驻军，在通往太原的公路上，挖了一条大沟。冯的汽车无法通过，不得已只好返回。冯玉祥被阎锡山如此对待，异常伤心和恼怒，计划化装跑回西北军所在的陕西潼关。但从五台到潼关，有千里之遥，他的出格的高大魁梧的身材，无法改装隐蔽。难以行动，只好作罢。渐渐冷静下来之后，冯玉祥自然不甘于被如此捉弄，就设法采取行动，向阎的背后插一把刀，让阎也尝尝被夹攻的滋味。三方鼎立，能用的办法，无非是拉拢其中一方，孤立另一方。冯于是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的部下宋哲元，设法直接与南京方面联系。按照冯玉祥的指示，宋哲元就行动起来，派人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归附之意。蒋介石自然欢迎，立即派人到西安慰问，并将因受冯玉祥影响而被免职的西北军将领召回重用，以示笼络。鹿钟麟到南京当了军政部长，西北军也得到了蒋介石发给的给养。 这个变化，使沉浸于得意中的阎锡山有点始料不及。他在冯玉祥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目的就是为了要挟蒋介石，抬高自己的身价。现在，西北军如果倒向蒋的一边，那两家又会结成联盟，反过来对付自己。孤立的山西，受到蒋、冯的联合进攻，势必会遭灭顶之灾。这样的情况下，软禁冯玉祥还有什么用处？
这时，蒋介石又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阎锡山派出代表参加。会上，蒋介石的口气比第一次编遣会时大有不同。有了打败桂系和冯系的本钱，蒋的“中央”比以前威风多了。会上，他严厉地宣称，谁不裁兵，谁就是新军阀，就是反革命，就是历史罪人，就一定要被歼灭。矛头已经隐隐指向阎锡山，而且那口气丝毫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阎锡山接到报告，内心惊慌起来，经过苦心盘算，还想投石问路，试探一下蒋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于是，他向蒋提出辞去山西省主席一职。如果蒋对自己旧情未断，网开一面，一定会予以挽留，那时再设法继续周旋。岂料想，蒋迅速批准了他的辞呈，并任命商震为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头上挨了这沉重的一棒，明白自己在蒋的心目中，价码已经大跌，被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大难在前，身后无路，只能厚着脸皮，再去拉拢冯玉祥了。
这年中秋节晚上，阎锡山利用节日拜访的机会，带着大批礼品看望已经遭他冷落多时的冯玉祥。冯玉祥接到通报，冷笑几声，并不去起身迎接。阎锡山见到冯玉祥，立即脸上堆笑，口口声声称呼“大哥”，表白“小弟向大哥请罪来了！”若有其事地诉说，他之所以冷落大哥，实在也是迫不得已。不用这种办法迷惑南京，自己的日子真是不好过。想不到这样一来，让大哥生了怀疑，在外人眼里他也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说到为难伤心之处，阎锡山声泪俱下。末了坚决地表示：只要大哥肯原谅，愿追随大哥反蒋到底，决无二心！冯玉祥见达到了拆散蒋、阎联合的目的，也就顺水推舟，表示不计前嫌，从此合力反蒋吧。俩人在凉亭就坐，边饮酒赏月，边进行谋划，商定：冯仍留在山西，遥控西北军先发动反蒋战争，阎起而响应。
冯玉祥以为经历了这次教训，阎锡山再耍滑头无疑于自打嘴巴，于是就迅速作好了部署。中秋节后不几天，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二十多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并且列举蒋介石的罪状，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为国杀贼，万死不恤。西北军兵分三路，向驻在河南的蒋军发动大规模攻势。蒋介石也不示弱，亲任总指挥，部署精兵全力讨伐。双方激战一个多月，互有进退，一时未能分出胜负。
关键时刻，阎锡山不仅自食其言，不出一兵一卒，当起了旁观者；而且还利用蒋介石受到压力的时机，与蒋暗中往来，继续抬高自己身价，接受蒋的笼络。蒋介石对阎举荐到南京政府去的人员，均给予重要职位，将原内政部长赵戴文提升为监察院长，后来又给了阎锡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阎锡山权衡之下，感到还是倒向蒋介石的“中央”更有利可图，于是将在冯玉祥面前慷慨激昂的表演又抛到脑后，急匆匆宣誓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高兴地登上一人之下的第二把交椅，并于11月上旬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表示山西完全拥护中央。信誓旦旦的同盟军一下子变成了讨伐军，这无疑于在西北军面前和背后各插下一把刀。西北军孤立无援，军心不稳，难以抵御蒋军的攻势，只得于11月22日回撤到陕西，这场历时四十余天的反蒋战争以失败告终。
与西北军反蒋几乎同时，1929年10月，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因属于所谓“杂牌军”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和算计，决意反蒋。特别是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为了利用唐生智，曾许诺驱走桂系后将湖南归其管辖。但战争结束后，却自食其言，再也不提。唐生智此时与刚回国的汪精卫联合，接受了改组派总部委任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头衔，发动了反蒋战争。起事之前，也与阎锡山达成了反蒋协议：由山西提供大洋50万元作为唐的军费；反蒋通电由阎锡山方面拟定，由唐生智在郑州发出通电，山西立即响应；反蒋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唐生智任副总司令。12月初，唐生智便联络杂牌军将领七十余人，在郑州发表讨蒋通电，宣布自己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将阎锡山任为副总司令。在蒋、冯对峙的紧张局势尚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蒋军内部又冒出了发难的势力，一时间造成蒋系内部的很大混乱。当时，各方普遍的看法是，蒋介石面对冯玉祥挥舞的大刀，背后又伸出了唐生智一刀，如果再加上阎锡山从旁边砍来的一刀，他再大的能耐也难以应对，当下就会陷入孤立，恐怕只有宣布下野一条路可走。如果真要打倒蒋介石，此时应当说是最好的机遇。
然而，阎锡山支持唐生智，本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步。占据华北之后，力量日益壮大，眼见得在国家这个大舞台上显现出了越来越重的份量。加上明里暗里反蒋的各派势力都围着他打转转，阎锡山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将蒋“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就提上日程。因此，他对于在反蒋战争中的名号非常重视。他看到唐生智发的通电，打的是“拥汪反蒋”的旗号，居然只给自己挂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觉得受到了屈辱。自己为主，功和利都在自己，自己为副，就是给别人卖命，等于吃了大亏。于是便拍案大骂，以唐生智没有按协议等山西拟出通电，便自作主张，实属背信弃义为名，不响应唐的通电。而这时，惶惶不安中的蒋介石，也加紧对阎的拉拢，极力做出亲近的姿态，发来电报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何以教我。”同时，派时在南京任职的阎的亲信赵戴文回山西做说客，劝阎拥蒋反唐。阎锡山经过盘算，认为实现取代蒋介石的大目标时机尚不成熟，不妨利用对唐生智反戈一击的手段再捞一把。只要有利于壮大晋绥的实力，怎么干都成。于是便复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以戡乱自任。蒋介石大喜，立即委任阎为讨唐总司令，统率山西军队，出兵河南，对唐生智发起进攻。但晋绥军集结郑州之后，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又令军队暂不出动，观望形势；到唐生智节节败退，胜败已成定局的时候，阎锡山才于1930年元旦，在太原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当晚就率亲信乘专车开赴郑州，做出一副亲自督战的姿态。
反复无常本来是乱世军阀的本性，而阎锡山的这一番表演实在也显示了过份的精明。阎锡山为了显示自己讨逆的气派和决心，亲自带兵赴豫，身着戎装，腰挂指挥刀，一副精神抖擞且气势逼人的模样。到郑州后，阎锡山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唐生智见败势已定，通电下野，出洋考察。晋绥军兵不血刃，取得大胜。阎锡山自以为这一次救了蒋介石，立下大功，从蒋那里会得到一些好处，在各地方势力面前，地位也会进一步升高。而同时，亲赴前线，并不完全是装样子给别人看，还有着不可言说的精明算计。他的目标是趁讨唐之机，把势力扩张到河南，不仅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而且控制中原就控制住了东西南北的交汇点，有了向东南发展的跳板。
阎锡山的算计不能说不精明，可惜还是逃不出蒋介石的手心。就在讨唐战事即将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从暂时的惊慌中回过神来，便决定把这位善于变脸的盟友作为心腹大患予以铲除，策划由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活捉阎锡山。阎向来小心多疑，行事谨慎，非常注意收集和窃取情报，而且他的情报人员还比较得力。蒋、韩暗害他的计划，被山西的情报人员窃听，他很快就知道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