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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获知幼天王下落后，他想也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此事。
四
如果仅止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承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他的部下，特别是兄弟曾国荃，他无法让步。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倾陷，让他更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如此。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的。他在回奏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撒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
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固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wén； rén； shū ；wū¨没有彻底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
五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那么，左宗棠是只对曾国藩一人如此，还是对所有朋友也这样呢？或者说，左宗棠的做法，是他的一贯性格使然，还是曾国藩有未被揭发出来的对不起他之处？
考诸左宗棠的生平，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
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发小，也是曾国藩的金兰之好。他曾经在皇帝面前多次举荐左宗棠，因此使左宗棠之名深入皇帝脑海。当左宗棠身陷樊案之中，他为营救左宗棠更是费尽苦心。潘祖荫上书，实际上就是他运作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他可称得上是左宗棠的最大恩人。
天京城破，太平军残部流入福建广东。此时郭嵩焘正署理广东巡抚。虽然早年关系极好，但是由于与曾国藩走得过近，在左宗棠看来，郭氏此时已经是“曾国藩的人”，让左宗棠心生反感。加上郭嵩焘此时与总督不和，广东官僚体系运转不力。正如当初向曾国藩发动的突然袭击一样，左宗棠在郭嵩焘毫无心理准备之时，参奏郭氏“应变之略，非其所长”，把做官本领平平的郭嵩焘赶出了广东。
如果仅止于此，左宗棠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为了天下大局，大义灭亲。但问题是他事后又百般推托，不承认是自己将郭氏排挤出广东。郭嵩焘气愤至极，写信给曾国藩说：“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
两个发小因此恩断义绝，郭嵩焘从此对左宗棠恨之入骨，在左宗棠去世后，郭嵩焘的挽诗中有这样两句：“攀援真有术，排斥亦多门！”
纵观一生，左宗棠在人际交往上是失败的。他的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使他没有多少朋友。在官场上他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对下属和同事都缺乏包容，这大大影响了他事业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左宗棠幕中却人才不多，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辈，与左氏相处不久，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李云麟本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欢而散。幕客严咸甚至因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尽。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实力为部下保举，直到他自己可能要离开高就的时候，才会给部下请功。刘锦棠在他麾下屡立大功，却始终是一个道员衔，多年不得升迁，气得他一度想辞职回家。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与同事共事，纠纷不断。他的铁杆部下刘典，与他分任陕西督抚时，因为督抚不和，曾经愤然告归。左宗棠前期与沈葆桢一拍即合，后来却也因意见不合撕破了脸皮。他与李鸿章虽然没有公然决裂过，但私下里却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时，想招曾门大将鲍超。鲍超却拒不从命，不敢与他合作。细细阅读左宗棠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交朋友几乎没有善始善终的。虽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大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马格里传》）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生活中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富风趣，极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头衔比如军事家、政治家、道学家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叫大社交家。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他长于言谈，也颇具幽默感。和朋友们诗酒往还、倾心吐肺地长谈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检点《曾国藩全集》，除了奏折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绝大部分都与朋友有关：除去卷帙浩瀚的往来书信不说，他的诗作，几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怀念远方家乡的朋友，就是与身边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几乎除了墓志、寿词，就是给他人文集写的序言。作为一个诗文造诣颇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笔墨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社交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化”的文字。在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史上，绝大多数人都终生与曾国藩保持着深厚的个人感情。胡林翼始终自居曾国藩之下，说“小店本钱，出自老板”。李鸿章则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焘认为，汉代以来两千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超过曾国藩的。刘蓉在曾氏死后，写了整整一百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李元度，在曾死后也毫不报怨曾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师》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的学生，“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腊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这种举动持续了一生。赵烈文于曾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必拜曾国藩遗像。
曾国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考曾国藩于人生五伦，几乎没有任何缺憾。在这一点上，曾胜于左何止一筹。
第五节 相忘于江湖
一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却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曾、左失和，是当时天下人都关注的一桩大事。爱护自己名声如同眼珠一样的左宗棠当然十分重视别人因此对他的评价。然而天下左袒曾而右袒左者居多，一是因为曾国藩的为人居心久为人所知，二则曾国藩毕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传统社会，忘恩负义是一个怎么讲也难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对此当然郁闷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辩解。所以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同治五年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
郭嵩焘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
“大骂”、“狂诟”这些词汇给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国藩就“国骂”、“三字经”不离口。其实斯文中人左宗棠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把自己降到一个村妇的水平。薛、郭二人所要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