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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年4月，他巡幸长安，拜谒高庙，祭扫西汉从高祖刘邦到平帝刘衍共11位皇帝的陵墓。
公元34年，在隗嚣已灭、隗纯在逃、征伐公孙述在即的重要时候，他专门下诏安排整修长安高庙。同年8月，他利用亲征隗纯之机，来到长安，再次拜谒高庙，祭扫西汉十一帝的陵墓。
这样，刘秀通过一系列的祭祖等举措，不断彰显自己的刘氏宗室血统，把自己塑造一个西汉国脉的虔诚继承人，为自己雄主天下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藏弓，杀狗——祖先刘邦的前车之鉴
一篇小说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你参与了别人的阴谋，乐观的角度说，你是他的心腹，但从悲观的角度看，你也是他的心腹之患。
古语说：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还有个成语也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往今来，诸如此类的话很多。
在成功之后，如何对待跟着自己打拼的哥们儿，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不少人做得不厚道。
当一哥的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对待功臣，往往集中反映出他的人文素质和治国理念。
这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能够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够治理天下。也就是说，在打天下、治理天下这两种不同的工作面前，对干部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在于，人家跟着你把天下打下来了，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血汗，现在天下太平了，你让人家干什么去？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同的一哥有不同的方法，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相信刘秀一定认真地研究和思考过。
外姓人不说了，刘秀的先祖刘邦的做法就很简单：藏弓，杀狗。
当年刘邦登基称一哥之后，对功臣们的封赏工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刘邦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由一个村民组长起于乡间草野，完全靠自己拎着脑袋打拼，成为汉王，成为一哥。在那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他对人的各种欲望，对人的生死荣辱有着极其深刻而且独到的认识。
所以，他登基后，沿袭了历史上“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来对待和处置功臣们。
是啊，打天下不是一个人的活儿，我今天能坐上一哥的位子，是一大群弟兄们捧场的结果，是弟兄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弟兄们冒着生命危险一刀一枪地打下来的，在经过无数困难，死去无数弟兄之后，我才有今天的位置和荣耀。所以，天下打下来了，就应该论功行赏，共同分肥。
强盗抢东西还知道论功分赃，何况咱弟兄们都是场面上的人！来吧弟兄们，分红！
刘邦早年连家里买面买盐的钱都能拿来请哥们儿喝酒，他现在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正位之后，他对功臣大肆封赏，不仅给他们封王封侯，赏给他们金银财宝，还让他们担任上至朝廷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下至地方郡县官吏的各种公职。总之，他不仅让功臣们有面子，还让他们有里子，有实权。
起初，刘邦封英布等七个功劳特别大的功臣，及赵佗等三个南方少数民族首领为王，由于这哥儿几个都不姓刘，史称“异姓王”。
他封的列侯较多，有的称达143人，有的称达153人。在王侯之下，他设19个爵位级别，按照功劳大小分别授予那些追随自己打天下的将士们。
按照《汉书》的统计，刘邦时期，从丞相以下至县衙工作人员，共有官、吏职位120285个，而上述王、侯及19个爵级的受封者达数十万之多。
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职员岗位，全部被大大小小的功臣占据了。
客观地说，论功行赏对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很有作用的，但关键在于赏什么，反正赏官职官位是不科学的。
特别在开国之初，让大批擅长攻城略地的将士来治理国家，是很悬乎的。
道理也很简单，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就好比砍人跟造就人，捣毁一座城市跟管理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更何况，人的欲望往往像潮水一般，是汹涌澎湃的。当人的实力积累到一定时候，对一哥的宝座多看几眼，甚至产生想上去坐坐的念头，都是难免的。
这样，刘邦的封赏让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能够有今天，是自己拼命流血换来的，如果再拼命再流血，还可以换来更大的荣华，运气好的话到一哥位子上坐坐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建国之初，刘邦逐渐感到这些功臣有点尾大不掉，特别是那些功高位重的老朋友，觉得难以驾驭。
于是，七个因功受封的异姓王有六个（除长沙王吴芮外）先后反叛，也被刘邦先后摆平。
刘邦痛感自己分封失策，跟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
不久，他再分封就只分封刘家爷们儿为王了。
但是，刘家爷们儿也不是都靠得住的。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的“推恩令”，就是明证。刘邦最初的分封带来的政治问题，他的子孙几代一哥才逐渐解决。
退功臣而进文吏——东汉版“杯酒释兵权”？
刘秀在这方面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具体地说，他的这种做法就是，让一些长期纵横疆场的功臣们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交出权力，同时，大力提拔重用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者型干部，让他们来跟着自己治理国家。
后者很好办，当皇帝的想提拔人，特别是刘秀这样驾驭能力超强的皇帝，只要看准了，想用谁是很简单的事。
问题在于前者，功臣们多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扁人和抗扁的能力也很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但是，刘秀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举行了几次酒会，热情招待自己的这些功臣，给他们封侯加爵，赏赐财帛，同时让他们交出军权。
他的思路和做法是大方地，大量地赏赐这些功臣们爵位、荣誉和财物，同时，收回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且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严格管理。
天下是哥们儿一起打下来的，大家都来好好享受吧！
大家也都累了，工作就让文人们干去吧！
大家都还要给朕面子，谁要是胡来，可别怪我不客气！
在妥善处置功臣上，如果说刘秀大肆封爵是把他们高高举起，剥夺实权是把他们轻轻拿下的话，进一步对他们严加管束，则为自己推行“退功臣进文吏”的干部政策上了一道保险。
刘秀认真吸取刘邦的教训，分封的同时就考虑到了要加强对功臣们的管理。
宋代有人做了个未被公认的统计，说刘秀一朝共封了同姓王侯28人，异姓侯107人，加之继承祖上、父兄爵位的，合计174人。
当然，刘秀是开国之君、定鼎帝王，多封几个王侯也没有什么，反正王位侯爵也没什么编制，封赏谁，拿下谁，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但是，把数以百计的王侯撒向各地，谁要是组织个大型活动在社会上忽悠，搞个什么动作在政治上搅和，并不是个小事情。所以，刘秀自始至终非常注重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
大约是在公元36年底到37年初，随着平定巴蜀，全国统一，刘秀荡平四方的战略战术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主要打天下转为主要治天下。
同时，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帝国的战略转型和自己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转变，刘秀对待功臣的方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家当然还是弟兄，但现在太平了，就要有太平的活法儿！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秀对大家封赏爵位，同时授予军政实权，主要是要激励大家拼命打天下，那么现在，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他继续对大家高封重赏，取回实权，则主要是要大家安享太平，给文臣让位。
当然，功臣们的威望以及爵位也都是很有号召力的，鉴于前朝的是是非非，大家还是必须遵守一些规矩的。
这样，刘秀从加强管理，确保政治稳定出发，采取了几个措施，完全把王侯们管理得老老实实。
其一，他所册封的诸侯王国领地十分狭小，小则一两个县，大则三四个县，最大的不会超过一个小郡。
也就是说，刘秀册封的一个王侯在自己的领地所能掌握和调动的资源，充其量不会超过一个地委书记，这跟刘邦当年所封的王侯动不动拥有数十座城池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其二，即便这样，他还把这些王侯的封国，特别是较大的封国放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等地，分散穿插在朝廷直属的郡县之间。这些封国不仅处于朝廷伸伸鞭子就能抽到的地方，而且完全处于地方郡县干部的监督之下，谁想搞点动作，甚至有点风吹草动，朝廷既能看得见，也能管得住。
其三，他重申西汉武帝时制定的“阿附藩王法”和“左官之律”。
这两条法律读起来有点拗口，原文也无从查考，但从后人的研究和考证完全可以知道大概意思。
汉武帝刘彻作为刘邦的重孙，是个擅长政治角力的强势皇帝。刘邦对功臣先大肆册封，再大肆打击引发的政治乱局，到他这儿才收拾个差不多。
在跟王侯过招的时候，汉武帝为了从国家法律的层面和从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制定并且很好地实施了这么两个法律。
也正是这两个法律，保障和配合汉武帝“推恩令”的实行，才逐步解决了王侯们叫板朝廷的政治局面。
对于先祖成功的做法，刘秀当然要实行“拿来主义”。
简单地说，“阿附藩王法”就是规定对于王侯的权势过限，王侯追求法外利益，以及其他人阿谄王侯，或者对王侯不法言行知情不举，要以重法惩处。
“左官之律”则是干部人事法规。
“左官”是指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官员。该法规规定，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其职级以及各方面待遇都要低于类似的在朝廷及其地方政府任职的干部，还应该受到歧视；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转任朝廷及其地方政府的干部，应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这两个法律是很厉害的，前者严格限制王侯们追逐法外利益，搞小动作，后者严格控制王侯们延揽人才。
这样一来，刘秀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功臣的举措，大肆封赏的同时夺取实权，限制胡来，加上他本人有着别人无法取代的威望，始终牢牢掌握着中央集权和庞大的军队，功臣们都老老实实地交出军政实权，享受法定待遇，运用法定权力，老老实实，不敢越过雷池半步。
刘秀在处置功臣上是如此妥善自然，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主动交权，皆大欢喜——识趣的邓禹和贾复
邓禹作为刘秀的小学弟、首席智囊，史称刘秀开国的第一功臣、中兴功臣第一人。
自从河北发展以来，他殚智竭虑地追随辅助刘秀，刘秀对他的信任和宠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后授予他多个军政要职，定都后又任命他为帝国首任大司徒，让他总理朝政。
在封爵赏赐上，刘秀对他极为慷慨大方，对他册封、定封都是按照侯爵的最高规格，给他的食邑也是侯爵中最多的。
天下基本统一以后，邓禹敏锐地觉察到刘秀治国思路的变化，认为刘秀想“偃干戈，修文德”，不想看到那么多功臣拥兵巨万在京城及其周边晃悠，就率先主动交出兵权，要求辞去军政职务，专心研究儒学。
刘秀对邓禹的表现非常满意，陆续罢免了他的多个军职，但仍然让他以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