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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可谓是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
“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又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
“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弹劾，归隐】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那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作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厉色，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
“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证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江湖人送外号——骂神。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