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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9章 地下协定
“面对此次白银风潮，支那政府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在支我国银行家评论北京政府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认为：‘大量事实证明，北京政府对于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虽然积极，但拿不出多少切实有效的政策和举措，北京政府极力打算建立一种更有利于发展私人企业的体制格局，但限于手段和财力，在这工商业萧条的年份里，北京政府虽然愿意为濒临绝境的民营企业家们提供任何支持，有帮助有关企业克服和渡过危机的愿望，但由于支那依附英米等国的程度过高，米国带来的压力已经将北京政府逼进了死胡同。’”
看到这里，报告已经接近尾声，但裕仁脑中的风暴仍然没有能够平息下来。
此时的裕仁，似乎已经能够看到中国崩溃的样子了。
裕仁看完了报告，起身来到窗前，伸手推开了窗户，看到天皇陛下竟然不顾寒冷的站在窗前，迎着寒风，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旁边的侍卫官们都无比惊讶。
“请高桥大臣过来，朕有事要和高桥大臣商议。”裕仁吩咐道。
侍卫官领命而去，而裕仁则回到了桌前，继续看着报告。
过不多久，身穿黑色礼服的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来到了御书房。
君臣礼毕之后相对而座，裕仁将刚才看过的报告交给了大藏大臣，示意他先看一下。
高桥是清恭敬的接过了这份只提供给天皇一个人看的报告，仔细地阅读了起来，裕仁注意到大藏大臣的神情很是专注，更加在心里肯定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您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情况吗？”在看到高桥是清看完了报告后，裕仁有些迫不及待的问道。
“这份报告的言辞虽然有些夸大，但基本内容是属实的。”高桥是清说道，“支那的经济的确已经步入困境，情况相当严重。”
“您觉得，日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新形势？”裕仁问道。
“我个人认为，日本现在应该静观其变，不能轻举妄动。”高桥是清说道。
“静观其变？”听了大藏大臣的回答，裕仁不由得愣了一下。
“是的。”高桥是清答道，“刚才的报告中提到，支那政府已经被逼进了死胡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确切。”
“噢？”裕仁问道，“朕有些不太明白，您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听了天皇的要求，高桥是清的脸上竟然少有的现出了一丝为难之色。虽然转瞬即逝，但还是被裕仁发觉了。
“您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朕想知道。”裕仁又说道。
高桥是清略一沉吟，回答道：“陛下要知道，支那政府是受米国扶持的傀儡政府，华尔街的财阀们是不会轻易让这个忠于自己的政府就这么倒台的，中国陷入混乱对米国也并没有什么好处。”
此时的高桥是清，思虑再三，还是决定不把“第六帝国”的事情告诉天皇。
1911年58岁的高桥是清就曾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两年后担任山本权兵卫内阁藏相。之后历任原敬、田中义一、犬养毅、斋藤实美和现在的冈田启介共计七届内阁藏相。原敬遇刺身亡之后他还被任命为首相。多年主管财政和金融，使高桥是清对国际金融的内幕有着深刻的了解。现在的他当然洞悉中国目前的艰难处境因何而来。
日俄战争时期，高桥是清曾受命赴欧洲五次募集公债，而正是这些从欧洲银行家那里募集来的资金，支持日本打赢了那场“豪赌”式的战争！
高桥五次募集外债工作的巨大成功，其实是和以罗特希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暗中帮助分不开的。从那时起，高桥是清便清楚地明白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存在及其巨大威力。在当时的欧洲金融界，由以罗特希尔德、卡赛尔和谢弗等为中心的犹太人血统的大财团统治，他们拥有超越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使是世界上的一流国家，如果无视它的存在，也难以推行其国策。
俄国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和开发中国东北的资金，就是大部分出自这个财团之手。而俄国在日俄战争末期，财政之所以濒临破产的边缘，就是因为背离了这个犹太人血统财团的利益所致。当时英、美、德、法不同阵营的国家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财政支援，就显示了它拥有跨越国界的巨大威力。
高桥是清深深地知道国际金融资本势力所能表现出的贪婪无度。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它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但它又异常的怯儒，对于些微的不利，反应极其敏感，常常是瞬息之间便会改变意图。有时它完全背离一个国家的意图；有时则又与之相吻合。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它会产生巨大的抵制作用，而反之则又会发挥出难以估量的威力。此外，犹太人还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也常常对于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趋向产生影响。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日俄战争，就可以知道战局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意向而展开的。国际金融资本势力原打算通过支持俄国经营东方世界获取利益。后来因为不满俄国残酷迫害其国内的犹太人，便改弦更张转而支持俄国的敌人日本，借以达到它们对俄国报复的目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它们感到俄国岌岌可危，便遗弃了俄国，企图变日本为助其谋取利益的工具。日俄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左右。而高桥是清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协调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意向和日本国家战略的需要。使两者休戚相关，相互依赖。其具体体现就是募集外债的巨大成功。
“您的意思，是米国会帮助支那渡过难关，是这样吗？”裕仁又问道。
“我只知道，米国不会让支那陷入混乱。因为米国需要支那这个巨大的商品倾销地。”高桥是清说道，“我能够肯定的是，米国会借此机会加强对支那的经济控制。”
高桥是清没有告诉天皇，日本两次“征支”的失败，并不是日本不够强大，而是因为日本背离了以罗特希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意图！
“米国……米国……”
高桥是清的一番话让裕仁从刚才的激动和兴奋当中恢复了过来，他轻声的自言自语着，眼神竟然变得有些恍惚。
“支那和日本，两强不能并立，将来必有一战……”裕仁喃喃地说道，“可支那的背后，是米国啊……”
“所以，日本才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等待最为有利的时机。”高桥是清说道。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裕仁象是突然觉得有些疲倦的摆了摆手，结束了和大藏大臣的这次简短的对话，“朕有些累了，您也早些休息吧。”
高桥是清起身向天皇鞠躬，然后告辞，在侍卫官的带领下离开了御书房。
目送着大藏大臣离开，裕仁的目光盯在了墙上地图上美国的位置，久久没有离开。
山西，太原，“大德银行”总部。
此时，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内，晋商集团乔氏家族的掌门人乔映霞，显得有些坐立不安，而坐在他对面的大德银行行长阎维藩，却显得镇定自若。
“京里那边儿还有别的消息么？”乔映霞叹了口气，问道。
“再没有了。”阎维藩说道。
“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却不知道？”乔映霞有些神经质似的问道，“或者是‘人和’那边儿有意不告诉咱们？”
“不会的，咱们和京里财政部和省府那里是有‘直线’的，那边儿只要有了消息，咱们肯定马上就能知道。”阎维藩明白乔映霞在担心什么，安慰他道，“要说‘人和’，他们储备的银子，肯定比咱们只多不少，如果财政部真的要将白银收兑，他们‘人和’的损失肯定比我们大得多，要知道‘人和’可是杨总长的，他是不可能做不利于‘人和’的事的？”
“唉！要我们储备银子的也是他小杨，天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乔映霞叹息了一声，坐了下来。
“东家难道是信不过杨总长了？”阎维藩象是开玩笑似的说道，“可到现在为止，他小杨做的事，可都没错过，咱们跟着他走，从来就没吃过亏。连咱们的省长大人（指山西省长阎锡山）都听他的呢。”
“这我知道，乔家能有今天，他没少帮咱们的忙。”乔映霞说道，“但这一次，我怕他会把以前给咱们的好处，全都收回去。”
听了乔映霞的话，阎维藩心下颇不以为然，但他嘴上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自从乔映霞离异后，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已经大不如前了。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是乔氏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老大。他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民国初年，乔氏“在中堂”由他当家。他治家亦严，兄弟成家后均让其另立门户，独立为生。还自命斋名，如“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知不足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日新斋”、“习勤斋”、“时新斋”等。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远走避祸于天津。
乔映霞深受乃祖薰陶，脾气乖僻，又具有其父逞胜好强的性格。他事业心很强，治家亦严，家人对其非常敬畏。他不甘乔家大业在他手中破落，因此力图振兴，以维护大家族的统一和完整，事事按乃祖父的遗训行事。映霞原配程氏是祁县东观村人，因难产早亡。继娶杨氏，是太谷县名士杨次山的胞妹，光绪二十四年嫁到祁县乔家。婚后两人情深意绵，但多年不育或育而夭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全家高兴至极，对小儿捧若珍宝。而杨氏却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杨氏去世后，乔映霞失去爱妻，恸哭流涕，日思夜想，誓志不再续娶。谁知十年后，乔映霞在天津躲难，偶因小病去协和医院，遇见正在医院病房实习的大家闺秀刘秀菊，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陷入情网，一来二去打得火热。虽然乔映霞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秀菊为了乔家的钱财，最终说服其父，和乔映霞宣布结婚。婚后生有一子，五年后，两人因个性不合，年龄悬殊，夫妻生活淡化，裂痕愈来愈深，最后以离异收场。离婚后，乔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造成终生跛腿。又因受刺激太深，1921年曾一度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及家乡三处往返休养，将大权下放。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乔氏家族的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杨朔铭实施首次币制改革后，大力扶持中国国内的金融业，乔家顺应时势，将原有的钱庄票号改组为更为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改组过程中，乔家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和帮助，而乔家在资金周转困难时，也经常得到财政部和“人和集团”的帮助，而对于杨朔铭本人的一些“指示”，乔家也言听计从，象这一次的“秘密储银”，就是在杨朔铭的要求下进行的。
在储银工作完成后，果然如同杨朔铭所预计的那样，国际银价开始大涨，正当乔映霞为即将到手的巨大利润而喜悦万分的时候，却传出了政府准备重订币制和以纸币收兑白银的消息。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乔映霞忧心如焚，他急匆匆的赶到了山西乔氏“大德银行”总部，向行长阎维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