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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一天曾有大量的俄国农民逃亡到了哈萨克省，向我国政府寻求保护。由于难民数量太多，给哈萨克省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水井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的。”布哈林继续说道，“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我记得，当时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大规模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水井说道。
“是的，在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大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斯大林的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它商品。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
“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
“全国人民对斯大林**的憎恶日益加深，甚至影响到了党内的积极分子。就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也士气不振，工作人员都为自己的前程疑虑重重、担惊受怕。有些日子，斯大林本人也感到他脚下的根基在动摇。他每天听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送来的报告时。总是心惊胆颤，深恐这些报告说到国内暴乱加剧。党员反对情绪高涨。宣传托派分子行动纲领的传单，开始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治教育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都有一份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愤怒标语。”
“也许，正是在这些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才暗暗打定了主意，一旦命运保信他度过这次危机，他就要将那些在危急关头幸灾乐祸地等他垮台的暗藏的对手统统清洗干净。”周冠笙说道，“我了解这种人，他们都有一种这样的心理。”
“是这样的。早在杀害基洛夫以前，斯大林就借助各种各样的政治伎俩和强力手段，使自己摆脱了来自党员群众的任何监督。1924年列宁逝世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慑于托洛茨基的巨大威望，曾一度支持过斯大林。而斯大林也正好借助他们的支持，宣布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而入党’的运动。这样一来，大批在革命最艰难的创业时期远离斗争袖手旁观的工人和职员，纷纷涌进了党内，而那些忠实干革命理想的老党员，却因处于这些无进取心的新党员之中而变得十分孤立。接着，在1924年1936年期间，斯大林又多次开展清党运动。清洗中，许多有思想，并经过战争考验的党员，在斯大林政治路线的迫害下，被宣布为不可靠的人，失去了党证，而他们的位置，也被一些新入党的官僚分子取而代之。这些人为了换取物质享受和捞到晋升的机舍，甘愿俯首帖耳，时刻准备执行上司下达的任何命令。”
“尤其是这一次的粉碎反对派之后接踵而来的那次清洗，大大地削弱了党的生命力。党内出现的分歧，都是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武力手段进行讨伐，而不是象列宁生前那样，通过讨论和投票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一个党员，稍有违拗领导的表现，就足以使自己失去党证并被解雇。这时，党员的主要优点应是服从党委，而不象列宁生前那样，是忠于党纲。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生气勃勃、思想活跃的党，可现在则逐步蜕变成了一台冷酷的机器，完全失去了活跃国内政治生活的作用。”
第408章 暴虐的“红沙皇”
“诚然，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大清洗，但在1934年以前党内毕竟还有不少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离不开他们。这些人员虽然不能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却能以全部精力投入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可到了现在，连这些人也要被当作‘绊脚石’而踢开了，因为斯大林容不下这些看穿了他的政治野心并始终不忘列宁和托格茨基的人。”
“为了摆脱这些人，斯大林于1935年借口审查和换发党证，又组织了一次清洗。这次清洗明目张胆而又厚颜无耻地将矛头直指老党员。于是，各级党委的领导权纷纷落入那些不久前才入党的新毛头手中，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央委员会里的小职员，刚出来就掌实权。就连庞大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党委工作。在1934年也是由一个年仅二十五岁，入党才一年多的巴拉扬负责。可就是这个巴拉扬，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区成立了一个清党委员会，把许多革命前坐过牢的老资格布尔什维克从党内踢了出去。”
“接着，斯大林又迈出了另一步。他在1935年5月宣布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都是老党员。他们在沙皇制度统治下积极开展过地下革命斗争，号召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列宁把这批老战士叫做‘金矿’。广大党员对他们无比崇敬和热爱，将他们称为‘党的良心’。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拥有一个出版社和附属于出版社的印刷厂。这个厂里印发各种马克思著作，以及协会成员们为再现布尔什维克建党斗争的往事而写的回忆录。由于这些书大多是列宁在世时出版的，自然就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是整章整篇地回忆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正因为这一点，斯大林对这些布尔什维克党的老战士恨之入骨。要知道。他们的回忆录从根本上戳穿了许多按斯大林授意而杜撰出来的斯大林传记。斯大林认为。要达到独裁**。就必须改写和美化自己的历史。”
“看到斯大林的‘理论家’如何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事件，臆造无稽之谈，甚至明目张胆地直接伪造，替斯大林炮制出蛊惑人心的传记，看到‘理论家’们如何将这种假货奉献给列宁的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成员们真是义愤填膺。他们亲眼目睹列宁时期出版的党史书籍被封禁，被一批肉麻的歌颂斯大林并污蔑其他革命家的新书所代替，尽管那些革命家才是党的名副其实的真正领袖人物。”
“随着时光的流逝，斯大林的权力欲变得越来越不可遏制。到后来，上一批新党史书籍已不能令他满意，被禁止流传，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小册子，其内容十分荒诞离奇，无限制地夸大和突出斯大林的作用，就连列宁的形象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可老布尔什维克们不会忘记过去，更不会象小学生那样去背诵赞扬当今独裁**者的离奇故事。这些在沙皇监牢里和流放中度过了青春年华的老人们，是斯大林所不能收买的。的确，他们之中有些人挡不住世间的恶势力，害怕株连自己的子孙，昧着良心投靠了斯大林，但其余绝大多数却坚持认为斯大林是革命的叛徒。这些人眼见得逞的反动势力葬送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成果，内心感到万分痛苦。”
“看到参加过反对派的协会会员被捕和流放后，其他尚还自由的会员也被迫沉默了。他们无力反抗斯大林的暴力。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告诉他们，革命既有**也有低潮。他们暗中盼望斯大林的**统治被新到来的革命浪潮冲垮，虽然他们口头上不说。在全民都得吹捧领袖及其业绩的斯大林**统治下，这种沉默实际上就是反抗的表示。除此之外，他们一有机会就聚集在协会里，讨论国内发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斯大林不能制造假案来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老一代领袖人物。”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被解散之后，党的老战士开始相继失踪。他们被派往各个城市去担任各种职务，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到达了上任地点，大多数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之后过了一个月，斯大林又解散了苦役犯和流放者协会。沙俄的苦役流放相当于法国当时的鬼岛流放。此协会的成员都服过这种苦役。而斯大林，如你们所知道的，却不曾享受政治苦役犯的殊荣。”
“政治苦役犯协会从1921年开始出版《苦役和流放》杂志，以此再现沙皇以监狱、苦役和流放来迫害革命者的历史，以及1917年前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只要浏览一下各期杂志。就会确认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杂志上所提及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非凡领袖们，凡活到了斯大林暴政时期的，统统都被清洗掉了。斯大林认为，这些威胁过沙皇统治的谋反者，现在也是他个人**的大敌。”
“这两个协会被解散的同时，许多其它组织却依旧活动，并得到上方的大力资助。也正是在这些年间，国内创办了很多特权阶层俱乐部，如厂长俱乐部、厂长夫人俱乐部、汽车主人俱乐部、甚至还有‘西方舞俱乐部’。斯大林认为，威胁他的统给的力量并不仅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使他煌惶不可终日。他深知，沙皇时期的革命党派，主要就是动员青年加入地下组织，因为青年永远具有崇高的正义感，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种意义上说，更甚于害怕老党员。因为所有的老党员的情况，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他们的希求。每个老党员都上党中央的‘黑名单’，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严密监视。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况，把他们分类，消灭其中的革命分子，这事就没那么容易。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很可能成为真正威胁斯大林暴政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四次地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