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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党来说,自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后,接着在七月廿二日李鸿章也被撤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此内务府的臣子们环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诉皇帝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行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并拟了一个请太后训政的奏折给荣禄看,荣禄很赞成,并给庆亲王奕劻看,奕劻也赞成,并和李连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恳请她老人家亲政。慈禧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不过政变的酝酿已经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绪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间,康有为请开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离南书房很近)设顾问官,王照也作此请求。光绪命谭嗣同参考康熙、乾隆、咸丰三朝的先例来草拟上谕,在七月廿八日把这道上谕持往颐和园请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难看,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光绪知道他的处境很恶劣,而守旧派又把慈禧包围得很紧,他们母子之间本来已经很淡漠的关系,至此到了濒于破裂的阶段。这种局面之下,光绪实在是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劳,因为皇帝要亲阅奏章,无论什么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绪一早起来就看奏章 ,到天黑都看不完,后来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则分给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统一,有的竟用二尺长纸一直写下去。其中也有攻讦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个举人就上书痛责光绪,说:
“变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
光绪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守旧派的反对,实在是非常艰苦的。
光绪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绪突然赐给杨锐一道密谕: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同时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凭心而论康有为和他的新政干部都是一群书生,应付一个非常局势,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深长的考虑,所以当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和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接到光绪的朱谕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光绪向他们求救,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良策。他们在几经交换意见后,想出了四条对策,然而这四策都不切实际。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第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第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第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康有为等为什么看中了袁世凯?是因为袁曾参加过强学会,被新党党人认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这时正在练新军,手中握有兵权,如果能争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为。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手法不够高明,而且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深刻。至于上面的四个对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完全在北洋大臣荣禄手中,皇帝做了海陆军大元帅毫无用处,根本掌握不到军队。至于第二策改元维新对当前局势毫无用处。第三策迁都上海更是千难万难。
光绪在这四策中选了第四策,就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自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练新军后,到光绪维新变法时,已经练军历时两年多了。在这期间他练新军,加入强学会,受李鸿章和荣禄的宠信,是一个又新又旧的热门人物。当时北洋大臣下面统辖三支部队,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一支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这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最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俨然成为那一时期北方的主力。
由于袁半新半旧的政治态度,使维新派的人认为可以拉袁来担任勤王的任务。
光绪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摇动,必需有一良策来解救。当他接获康有为等所献四条密策后,乃立即采取争取袁世凯为已所用这一策,于八月一日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温语慰勉。袁离去后,并降旨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见袁一次,勉励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效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由小站调兵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以防不测。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处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八月二日他写了一封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紧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坐定后略作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