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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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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此令。”
这道解散国会的命令,当然由江朝宗副署了。江虽已副署,也恐为此招忧,特通电自解道: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同一天黎通电全国,解释自己的苦衷: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死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馆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于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这道命令发表后,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
“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6年6月13日,张勋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
“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张勋邀李经羲到段宅,请段同往北京“共筹国是”,段婉词谢绝,张勋又到徐世昌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密谈。密谈的内容是商量复辟。据外间所传,徐向张勋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他以摄政或类似摄政的名义,畀以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给溥仪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勋回寓后,曾把会谈的情形告诉来访的一些复辟派分子。刘廷琛听了大笑说:“此人真不愧为活曹操”。张勋原来是很敬重徐世昌的,但是这次识破了他的底细,一会儿想做民国的大元师,一会儿又想做“大清帝国”的摄政王和“清朝国丈”,因此由敬重的心理转变为鄙视的心理。
6月14日下午3时,张勋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乘专车到北京。黎派丁槐、钮传善、方枢为代表,到站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用黄土铺在地上,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上和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逐行人,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4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一切外国人却不在此限。黎早已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专使,第二次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北京市民从门角弯里偷看“张大帅”,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脑后垂有大辫,身穿纱袍,套以佛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穿乌缎鞋。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
张勋晋京的一天,伍廷芳父子悄然离开北京。
张勋的架子真大,到京的当天并不谒见那个望眼欲穿的总统,虽然公府正在悬灯结彩等候着他。15日晨,黎派夏寿康、钮传善到南河沿张宅面邀。一直到9时,张勋才乘汽车出门,先访王士珍,后到总统府。黎备有丰盛的筵席与张勋共进午餐,并邀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作陪。张勋在宴会上用书面提出解散国会以外的解决时局办法五条:
一、组织责任内阁;二、召集宪法会议;三、改良国会规制,减少议员名额;四、赦免政治旧犯;五、摒退公府佥壬。
此时黎已经失去了抵抗,就在条文上亲笔批明:“交院分别办理”。张勋还在口头上补提了三个条件:
一、请将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二、请订孔教为国教;
三、请批准定武军(辫子军)增招军队二十营。
关于制宪问题,张勋主张援引民国元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成例,由各省推派代表二人,组织宪法会议。黎也向他反提了四个条件:
一、独立各省取消独立;二、天津总参谋处撤销;三、各省军队撤回原防;四、各省不得扣留中央税款。
张勋变成北京政府的新主人,他在谒黎后通电独立各省说:
“入都后,折衷各方意见,条举磋商,如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则、减少议员额数、赦免政治旧犯、摒退公府佥壬等事,均蒙主座批准。……各省宣告脱离之始,所提条件虽有不同,而其大端要不外乎此数者。今者既经解决,则收束军事,亟应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其军队已出发者,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布署稍定,亦当率队归徐。”
同一天,王士珍、张勋、江朝宗三人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请其劝告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示拥护李内阁的态度,康有为也同时通电独立各省劝其取消独立。电报中称赞14省督军呈请解散国会为“大有功于民国”。电报愤慨地说:“大总统以解散国会为惭德,伍总长以坚不副署为守法,各报几以解散国会为不道,南方各省欲借解散国会兴师讨罪,震惊全国。岂忘国会之万恶,而暴民应专制以亡国乎?”他又否定《临时约法》应当继续遵守。电报说:“《约法》非吾四万万之民意也,不过十七省都督之代表以兵力强为之。今十四省督军以兵力散之,出尔反尔,乃其宜也。”
16日,张勋头戴红顶花翎,偕同定武军四个统领乘汽车到神武门,换乘肩舆到清宫,由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导入养心殿谒见溥仪。张勋行跪拜大礼,自称奴才恭叩圣安。溥仪赐坐,赏以紫禁城骑马,四个皇妃也都到养心殿来和他接谈。溥仪赐宴,并赏以古磁及名画多件。接着又到东交民巷遍访各国公使,日本林公使设宴予以招待。
张勋到北京的这天,也正是他的八面威风发展到最高峰的一天。从这天起,他的威风开始逐步下降,根据徐州会议的决定,对于一切有关国家大计的问题,得由大盟主全权处理,事后再以文电通告有关各省。张勋到北京后,就是以大盟主的资格对有关各省发号施令。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此。以前无论袁世凯或者段祺瑞当权的时期,都把各省军阀当作天之骄子,遇事要和他们商量,不商量就行不通,因此养成了各省军阀人人目空一切。袁、段都是北洋派的领袖,尚且如此迁就,张勋何物能够自居于各省军阀之上而向之发号施令;督军团里面有段派,也有冯派,此外大小头目也没有真正甘心充当张勋奴才的人。在督军团向黎进攻的时候,必须推出一个人来出面,张勋才得风云一时,现在黎的抵抗力已经不存在,而这个大盟主还要独断独行,大家岂能容忍?
张勋与各省之间,首先在内阁问题上发生矛盾。李经羲内阁是张勋一个人所支持的,段、冯两派都不喜欢这个内阁。李所定的阁员名单,外交梁敦彦,内务袁乃宽,陆军雷震春,财政张镇芳,海军萨镇冰,教育蔡儒楷,农商李盛铎,司法钱能训,交通杨士琦。其中大部分为洪宪帝制派和复辟派。张勋原拟提出著名的前清遗老劳乃宣为内务总长,由于劳的政治色彩太浓,才改提袁乃宽。这张名单实际上不是李经羲定的,以前张勋推戴徐世昌组织内阁的时候,就曾替徐开出一张阁员名单,那张名单和这张名单的内容完全相同。
这时督军团还不便公然与张勋正面争吵,就借题反对这个张冠李戴的内阁。张作霖发表盐电,竟说李经羲不肯副署解散国会命令是与南方有了勾结,因此建议仍推段组织内阁。曹锟发表咸电,建议组织统一军权的军人内阁。他认为:“芝老刻难复出,菊老更不问事”,主张“敦劝聘老担任组阁”。阎锡山发表删电,张怀芝发表咸电,杨善德发表删电,一致主张聘老组阁。
北洋习惯,每一个新内阁产生,必须有各省军阀来电致贺,才能保证这个内阁不致夭折。李内阁所接到的都是一些劝退的电报,因此不敢就职。张勋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每天忙于拍发电报,派遣代表,疏通督军团支持李内阁。过去这些工作都是由黎来进行的,但是此时的中央已经不是黎的中央,他也乐得置身事外。张勋尽力疏通毫无效果,相反,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联名劝李不要登台,不如“适性烟霞,优乐自得”。此外,李还接到章炳麟的电报,骂他“引寇入都,扰乱法纪,如崔胤之召朱温。名为总理,实是副官。”
张勋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苦味。他暴跳如雷地向人发火说:“反对李内阁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造反!谁敢造反,我就打谁。”他口中的中央就是他自己的中央。两张之间(张勋和张作霖)也发生了很大裂痕。以前张作霖称呼张勋为张徐州,对张徐州特别恭顺。只因张勋收容了由奉天逃出来的张作霖的叛将汤玉麟,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张勋索性把与张作霖势不两立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也召到北京来,引为复辟的助手。
由于督军团对内阁问题意见分歧,张勋也无所措手,因此他建议组织一个六巨头的元老院以总揽国政,为内阁以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元老受总统聘请,张勋拟就的六巨头名单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陆荣廷和他自己。根据这张名单,除了王士珍外,没有一位在北京。
于是,他又联同王士珍发出铣电替李内阁作最后的疏通。17日冯国璋、田中玉、杨善德、赵倜都回电说对内阁问题无意见;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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