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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午后梁启超偕徐君化镜来，两人抱颈而哭。李曰：哭胡为者？立速谋补救之策。余曰：究竟现在情形若何？梁曰：垂帘之诏已颁，有廷寄与沿江海督抚，务获康先生而甘心焉！谭复生等亦已不入内，无所谓新政矣。仓皇间拭泪而别。忽容纯甫闳来函言政府缇骑四出，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李曰：梁固知趋避者，毋烦余为划策也。作答书竟负手倚门立，有顷，以淡巴菰一枝贻余，而自吸其一，与余对面坐于短榻上，谓余曰：西人之觇国者，皆言贵邦政治已入正轨，循序以进，不难富且强，不图有此挫折。余曰：全国风气不开，诸顽阉党群附慈禧，欲革新政治，岂易之者，虽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当无恙，到上海则甚危险矣。余曰：上海贵邦总领事白理南君非吾广学会会长乎？李曰：然，但能否尽力不可知也耳。余曰：万国皆保护政治犯，先生盍发一电以救之。李不语，久又曰：电可发，恐无补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华法界登陆，则败矣。余曰：亦惟尽心焉而已。李颔首者再，凡数易稿，乃授余曰：知此事者惟吾两人，宜深秘之。余虽无惮于贵邦政府，惟在贵邦多交际，则亦不得不尔。余且诺且携稿出外，发电而回。
英领事白君得电请示于伦敦政府英首相沙士勃雷，候复电允许，乃派工部局员濮兰德乘兵舰至吴淞，得康先生于重庆轮船，乘风破浪直抵港，是为康先生出险之始。此外诸事则人多知之，毋俟余之赘述。兹所黏存手札十余纸，乃康在港时与李君书也。李在沪与余晨夕聚处，书札悉以付余，余故得而保存之。此外康先生致余者尚有一函，并赠余诗一首，家人以时禁方严，窃取而焚之，所存者仅此。……册末一札为梁启超手迹，启超久叛其师，无足论者，自戊戌以来，于清室则时或保皇，时或革命；于袁氏则时或诋毁，时或服从。今且公然谓吾国人才以战国时为最盛，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时也。又谓自汉武帝尊孔后数千年来，学无进步，人才日衰，今宜无限制输入外国学说，则欲率国人尽弃其学而学外人矣。此系欢迎英人罗素之辞，见于南北报纸者，反觏此札，具言师弟之间沆瀣几若一气，并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之语。吾欲知其奋锐之所底止，故附此札于康书之后，以观其究竟焉。后戊戌廿六年，癸亥七月将检付装池，因志其缘起如此。阳湖程济。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住在港绅何东家中。九月初五他东渡日本。这时梁启超也由日本人掩护逃到日本。
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一幕就是这样过去了，在这事件中有一个人沾到了“便宜”，就是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
十三、袁的《戊戌日记》
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这一段，不仅是清末一件大事，也可说是历史上少见的一段宫廷秘闻。这一大事对袁个人的功名富贵关系极大，而尤其重要，是袁个人人格以及对历史的交代。因为尽管袁因此一事件而青云直上，可是也因此而蒙受奸雄之名。
袁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后来透过他的机要秘书张一廏公布了他这一期间的日记。这份日记曾在民国15年（1926年）2月2日、4日、6日、8日刊载于上海《申报》。日记以外，袁还有《自书戊戌纪略后》一文，也是为自己洗脱千秋骂名的，我们特将袁的这两个文件抄录于后：
《戊戌日记》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请安折膳，定于八月朔请安。次日早起，检点衣冠各件 ，先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午后至裕盛轩，遂宿焉。初一日四鼓诣宫门伺候，黎明在毓兰堂召见，上垂询军事甚详，均据实对。候间，即奏曰：“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饬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演阵图，亟须回津料理，倘无垂询事件，即请训。”奉上谕候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语。退下，回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请训。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旋有郭友琴诸友来贺，备告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焉用贺。即商拟疏稿，将力辞，诸友均力阻，遂托友人代办谢恩折。午后谒礼邸不遇。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言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其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早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疏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等语。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睡。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在园，阍人谓稍候，即在回事处候。将著，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弃遣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十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盼即日回防。当以请训奉旨有期，未便擅行，因嘱幕友办折叙明原由，拟先一日诣宫递折，诸训后即回津。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称贺，谓有称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谭以相法谓予有大将格局，继而忽言“公初五请训耶？”余以现有英船游弋海上，拟具折明日请训，即回津。谭云：“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予闻失色谓“予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荣某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我亦在上前迭次力保，均为荣某所格，上常谓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升，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公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戒，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顺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 ，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因谓：“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谭云：“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予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予谓：“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虑，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谭云：“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及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彷佛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大概语意，一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婉词以却之者。予因诘以：“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谭云：“朱谕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予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答以：“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以待入奏，几至声色俱历，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予知其必不空回，因告以：“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云：“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予谓：“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谭云：“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予谓：“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予谓：“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谭似信，起为捐，称予为奇男子。予又说：“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敌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谭甚以为然。
又诘以两官不和，究由何起？谭云：“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