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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曰：如本国政府许可后，必将公文提出。惟与此案有关之土地，事实上在日本手中，日本于交还前，从德国方面愿得自由处分权。至于获得胶州湾后之办法，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商定完毕。
顾维钧曰：中国对于胶济铁路事，与牧野男爵之看法不尽相同。本全权陈说中国当时并未谓日本从德国取得山东租借土地及他项权利后，不肯归还中国，日本曾向中国及世界剀切声明，不欲据为己有，我中国已深信不疑。今复闻牧野男爵在议席上之重新声明，本全权尤为欣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捷。日本代表所提出之约定办法，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当时情形，谅诸君尚能记忆，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谍，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即舍当时成立之情形而言，此项约章既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在中国视之，至多不过为临时暂行之办法，仍须由和平会议为最后之审查解决。纵令此项条约换文全属有效，而中国既向德国宣战，则情形即大有不同，根据RebusSicStautibus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当时中国虽被迫而允将来日本与德所定处置德国在山东各项权之办法，一概加以承认。然此项条件并不能使中国不得加入战局，亦不能使中国不以交战资格加入和平会议，故亦不能阻中国向德国要求将中国固有之权利直接交还中国。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设曰租借之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然该约内既有不准转交他国之明文，则德国本无转交他国之权也。
巴黎和会席上，日本没有料到中国对青岛问题如此强硬，日本处心积虑计划吞吃青岛，想不到却遭受极大的阻力，因此非常懊恼。而中国代表一点也没有因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畏缩。
中国代表王正廷在和会外对新闻记者扬言：关于1918年9月间中日密约，中国代表随时可以予以公开。王正廷所指的中日密约是在民国7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的照会，日本的照会是日本政府认为山东权利应归日本，这所谓的权利还超出了二十一条，规定胶济铁路应由中日合办，沿路警察要聘用日本人，济南、青岛均住日兵。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中国政府由章宗祥依照日本的照会“欣然同意”。所以日本出席和会代表牧野在和会席上要求最高议会应注意此一换文。外人不知此项换文内容，新闻记者当然追询内容，王正廷代表遂如此回答记者。
王正廷的谈话触怒了日本政府，8年2月2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遂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代理外长陈箓面交日本政府的抗议，全文如下：
“据在巴黎日本代表来电，在巴黎之中国代表未与日本代表接洽，竟告新闻记者，谓无论何时，可以将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之中日密约文书发表。此举违反外交惯例，颇予日本政府不快之感，且使日本不能维持相当之国际地位。兹奉本国政府训令，特请中国政府注意，并电知中国代表注意。日本政府非反对发表，但中国代表之行动手续上甚为不合。”
其实日本出席和会的代表早就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说：日本政府不反对发表这项密约。可是却借王正廷的谈话威胁中国政府，其用意是想压迫中国政府撤换几个代表，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亲日派，这场外交战很难打。
日本的抗议没有公布，可是消息已经泄漏，一时民情愤激，舆论沸腾，西南方面、上海和会、各省官吏、民间团体都电北京政府，要求勿受日本无理的恫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赴外交部质问日本抗议的内容。北京政府再三讨论之后，一方面致电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调查事实；一方面由外交部把小幡的抗议内容发布。同时声明说：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席上各顾本国之利益，是正确的主张，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应有的权利，他国绝无干涉之理由，希望世界各国均能发挥公正、自由、和正义。
日本代表被迫把1918年中日密约提交和会的最高会议，同时向新闻界发出一个声明，强词夺理，掩饰侵略行为，略云：
“日本根据日英同盟，保持东亚和平之旨，对德宣战，共费数千万战费，战死三四千人命，始得攻陷青岛。又日本舰队，游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约百二十万哩之间，保护协约国商船运送，安全通航，不为敌国潜水艇所制，此等功绩，当为列强所记忆。至日本对中国，从无领土之野心，中国为富原料之国，日本为求原料之国，惟日本欲与他国同享均等机会，开发中国之富源而止。无论对于山东、满洲，日本绝无不正当之要求云云。”
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访晤中国代理外长陈箓时，除了递送抗议书外，还提口头问题须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中国政府应该立即训令中国代表团，一切问题，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在巴黎和会提出。陈箓答称：“中国总统素极重视中日邦交，早嘱外交部电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避免使用偏激言词，贵公使所提各节，本政府自当密切注意。”小幡继续百般恫吓：“日本陆军有精兵百万，而海军也有五十万吨，现在无地用武，中日两国地在近邻，有纠纷应自家解决，不可依赖欧西列强，因为欧西列强远隔重洋，要想过问远东问题是力不从心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吗！”
小幡这番威胁口吻的谈话被美国人所办的《华北明星报》揭露，接着英国人所办的《英文导报》也著论要求日本政府撤换这个没有礼貌的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并且正式发表一个声明：遵守威尔逊总统十四项原则，决定支持中国，鼓励中国政府切勿气馁。中国朝野并表示日本竟在巴黎和会举行之际，干涉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人民对此不能容忍。
在四面楚歌声中，小幡不免情虚胆怯，吞吞吐吐地发表谈话说：他并未奉到日本政府的训令，压迫中国，他对陈箓的谈话，应由他个人负责。另方面他却埋怨陈箓，不该把他们俩人的谈话内容泄露，因为那天的谈话只有他们俩人相对，并无第三人，岂是隔墙有耳，如果不是陈箓有意泄露，这番谈话外间人是无法知道的。
北京政府在四面八方压力下，公布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可是公布内容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否认日本曾作恫吓。
全国朝野对日本的蛮横一致愤慨，美、英、法三国也谴责北京政府对日本外交的庸懦无能。
北京外交部在小幡提出抗议后，曾电令中国代表不可发表中日密约，后来受到国内外压力后，又补发一个电令，指示中国代表，对于密约发表与否？何时发表？可以斟酌客观情势就近决定。
8年2月12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公布了中日密约。
巴黎和会转入低潮，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返美，而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又遇刺，所以最高会议暂告停顿。
不过中国代表仍作各种努力，2月15日提出废止民国4年中日密约的说帖和关于山东问题说帖。3月上旬继续提出关于对德和约的说帖。4月中旬又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巨头突然缺了两位，各国又忙于起草对德和约，因此中国代表的努力，毫无结果。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8年4月中旬，欧洲和约大致上已讨论得差不多了，于是，和会重心才回到讨论山东问题上。
16日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交和会接收，俟中国将山东重要地区辟为商埠后交还中国。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三国代表也不支持美国的建议。21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仍然坚持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威尔逊提出折衷建议，拟将德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交与协约国及参战国“公平分配”，同时各国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牧野认为，如果各国愿意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亦可放弃，但山东问题必须按照日本的意图处理。
威尔逊接见牧野后，即约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国首相奥兰多举行四巨头会议，威尔逊把和日本代表接触的经过向其他三巨头报告，劳合乔治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让与国联，由国联以委任统治地的方式接收管理。
22日上午，美、英、法、意四巨头开会，意国代表因为争夺阜姆问题未达目的，忿而退出会议，于是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巴黎和会因意国代表的退出而发生了裂痕。因此，日本代表乘机强硬起来，坚决反对国联代管，宣称已奉到本国政府的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签字对德和约，必要时日本代表可以退出会议。同时，日本代表将把1917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所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公布出来。在这密约上英、法、意都默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意国首相奥兰多退出最高会议，使巴黎和会遭遇困难，因此日本的乘机敲诈竟然生效，因为大家怕日本代表也步意国后尘退出和会，则和会等于瓦解，对战后国际合作损害极大，这种情势下，中国便吃了很大的亏。
22日下午美、英、法三巨头继续最高会议，会议主题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被邀列席，由于大的形势不佳，山东问题是凶多吉少，中国代表怀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列席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致词，他就中国的要求以及和日本的争执作了一个结论，他说：
“我们参加世界战争，主要目的就要维持条约的神圣，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五日的中日协定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廿四日换文于后，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情形下 ，山东问题似无法变更！”
威尔逊的话只是顾及了一方面，就是尊重条约的神圣，可是很多条约都不神圣，不平等的条约是应该予以修改的！
威尔逊总统以条约神圣为理由，不肯面对现实，主持正义，这也难怪，因为条约究竟是比较可以信守的文件，可怜的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国际事务上吃够了条约的苦头。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来说，全是血腥的烙印。
当威尔逊在最高会议席上宣布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根据中日所签条约时，顾维钧代表起立发言说：
“本席对总统阁下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条约，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至于一九一八年的续约换文，是以一九一五年的条约为根据。中国政府在被迫的情形下所接受的条约，是不是应该视作神圣的条约呢？”
顾维钧年纪轻，英文好，并且仪表和谈吐都很高雅，他的话竟把威尔逊的意见驳倒，然而威尔逊立刻反驳说：
“顾代表的话并不全符事实，一九一五年中日之间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受压迫，但是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协约国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日本当时决不能再以武力恫吓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