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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孙中山因收到汪兆铭、马君武的报告，不疑陈竟敢叛变，认为自己返穗既可镇慑，又可使北伐将士认为后方无变故，可以安心北伐。乃命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遂于6月1日自率卫士返回广州。
在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之前，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接到这道命令后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获悉“陈家军”在广州滋意胡为，派捐筹饷，明抢暗劫，极为震怒，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是叶举不敢见孙，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怒上加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被左右劝阻作罢。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孙说：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民国10年秋冬之际，北京政府在大风暴中有如面临末日，主要是财政窘困，到处闹穷，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列强讨债，还有中交两行限制兑现，财政总长李士伟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闹穷变成了一个大风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因之停顿。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请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同时还以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讨饷，口气愈来愈凶恶。日本人则散布谣言，说是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从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18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600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可是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因为关税余款是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
外债借不到手，外国债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讨到期的欠债，使到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效法。北京政府赖此饮鸩止渴。
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0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 ，用以偿还烟酒借款1100万美元及其利息66万美元，并须扣取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130万美元及其利息108万，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这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为了烟酒问题而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的办法后，如果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100多万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潘复的如意算盘以为如果这一来，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万美元，分享160万美元佣金的一半。
就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启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继续谈商。
正当徐、靳之间关系恶化时，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也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接着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靳这些话照转给徐。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颜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达于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
巧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盐务总署署长潘复已因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对潘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帐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
徐世昌认为靳挟张作霖来威胁自己，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完全归咎于内阁。从这个电报看来，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状。
10年12月1日，靳到总统府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这个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负责，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要发，并且气忿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碰了这么大的钉子，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出了出去，当天就请假不到国务院办公。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却要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折衷协调的结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了他的辞职电，在这个电报中，他首先惋惜“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对于联省自治，徐则大施攻击。他说：“近岁之乱，当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徐通电的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
徐世昌的辞职电中并没有表示愿意辞职下台，他只是向各省军阀诉苦，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不可动摇。在电文中没有伤害靳云鹏，因为张志潭和郭则沄苦苦相劝，所以把原稿中攻击靳的辞句都删去了。
靳云鹏内阁在直奉两系均势局面下存在的，不过靳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在财政方面以及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因此直系对这个内阁是不太支持。靳云鹏的幕后军师是交通总长张志潭，在靳第三次组阁前，张志潭曾出了一个主意，劝靳主动地邀请张作霖和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于是把策动倒阁的旧交通系分子完全赶出了内阁，并且组成了第三任靳阁。
旧交通系过去用以倒阁的，是财政问题，现在靳阁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旧交通系倒阁的阴影仍在，问题是能不能说服靳的后台，使之不支持靳。由于张志潭是第三任靳阁的灵魂，而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对此就颇为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更让奉张大为光火。迨徐靳之间发生冲突，徐世昌素来和旧交通系有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来一次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了本国银行事业和交通事业，靳内阁自始就困于财政，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用财政困难来迫垮靳阁的一个杀手锏。同时釜底抽薪，由旧交通系的要角叶恭绰秘密到沈阳拉拢张作霖。叶向张建议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财政，可以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为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当天靳云鹏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来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
靳云鹏已知道目前的严重情势，徐世昌和旧交通系都以全力要逼垮他的内阁，他还想再借曹、张两巨头的联合力量使自己不垮。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自己的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曹锟听了吴的建议，因此当靳、张联名邀请他时，他借口有病，不肯来天津。
10年12月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
张抵京后，郑重宣称不干预政治，也不过问内阁问题，此次到北京来是专门为了讨论“征蒙”问题。
可是，当他去见徐世昌时，却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认为他不配作财长，高凌霨是直系所推荐的，当然不为奉张所喜，又骂交通总长张志潭对交通外行，不配当交通总长。奉张率直地对徐说，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奉张这番话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组内阁意见不谋而合。所以徐更增加了改组内阁的决心。
到了这时，靳才知道自己处境万分窘困，受到了徐世昌、奉系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他知道已经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