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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帝皇帝赏给他祖父奕䜣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契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诛袁计划既然难行，载沣乃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以皇帝名义明降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在天津奉到“回籍养疴”的诏旨，这时他还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取得联络，这位洋朋友是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他们早已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据说朱尔典拍了胸膛愿意担保袁的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才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遄返北京，向皇帝谢恩和辞行。
权势烜赫的袁宫保，竟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地告别了北京城，临行前他把在北京价值卅万元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这时北洋六镇统制名单是：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离北京时，只有严复和杨度两人送行。
袁从北京回到项城，先已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故留居于此。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袁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一付闲云野鹤的姿态，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廷满人对他的注意。其实京中动静，朝廷消息，他了若指掌，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都经常轻车简从来彰德，向袁报告情况，请示做法，袁则用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这些干部，临别时还要赠送丰厚的路费。
在政治上，他的老友徐世昌红极一时，并未因袁失势而受影响，时而外放总督，时而内调尚书。袁归隐后，徐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就是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势力。
这时随袁在洹上的有两大智囊，两人都是姓杨的，一个是杨度，他原任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后来投入袁的门下满以为可以成为立宪的风云人物，怎知袁被逐，他亦只好随袁出走，失去腾达机会。他常叹息地说：“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杨士琦。杨是安徽泗州人，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骧亦是袁党。
袁在归隐期间，曾做了一首五言绝句，诗曰：“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袁的门下士一面作诗奉和，一面则贡以谀词：“宫保珠玉在前，我辈不敢献丑了。”这些趋附之辈又窃窃私议说：“诗虽不佳，可是气魄雄伟，大似开国帝王口吻。”
这年恰好是袁50岁，可是他的头发胡子早已斑白，他一共有七房太太，已生了15个儿子。他最宠爱的姨太太是五姨太，据说是段芝贵奉献的。
载沣当政后，一方面放逐袁世凯，一方面更进一步排斥汉族。首先是在军事方面，他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手里，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武力。就在他担任摄政和放逐袁世凯的同时，他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同时并宣布今后军队首长的任用计划，新军卅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绿营和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
海军大臣载洵、军咨大臣载涛都是载沣的亲兄弟，也是光绪的小弟弟，这两人是清末全国闻名的大贝勒。海军大臣载洵有一次被派到奉天去查案，他是坐火车前往的，到了奉天车站，满城文武官员都到火车站恭迎，可是钦差大臣却在车厢内发了脾气，怎么请也不肯下车。欢迎行列见钦差不下车，自然也不敢散走，其中有聪明的官儿们猜想钦差大臣大约是有什么需求，乃偷偷地向钦差的亲信随从打听。不打听还好，一打听可把人骇坏了，原来钦差大臣要地方官孝敬他3000套貂皮，如果不答应钦差就不下车。这可把地方官难倒了，因为关外虽然盛产貂皮，立刻要凑3000套则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凑不齐，钦差大臣就不肯下车，这样地方官就要担承很大的干系，因此只好答应下来，立刻派人赴各地搜购，总算在钦差回京之前凑齐了。钦差虽然满载而归，可是搜刮的丑闻已传遍了关内外，从此载洵就被人称为“三千套”。载涛虽然没有这类笑话，但他却是一个出名的胆小鬼。至于摄政王载沣呢？他当国后很像模像样，每天坐朝听政，批阅公文，可惜他听政时，对群臣的报告，呐呐不能作指示，而批示则又别字连篇不知所云，常在朝堂上好像睡眠不足，呵欠连连。还有他是出名怕太太的。
禁卫军虽由载沣统率，实际责任却在载涛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又交给士官毕业生良弼负责。良弼本任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其后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他是满族亲贵中敢作敢为的少壮派，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
廿一、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当君主立宪派的康、梁流亡到东京后，他们的声势始终不比革命党弱，但是清廷不懂得运用这批保皇党来和革命党对抗，抵消革命党的力量，而把康、梁这群保皇党的人也视为大逆不道。
孙中山先生当时极希望能拉拢康、梁联合反对清廷。他曾和梁启超接触，梁依违不决，而康有为则仍以要拥戴他的“圣主”为目的，最后双方谈不拢。退而求其次，想拉杨度，杨却介绍同乡黄兴给孙中山先生，当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名叫“兴中会”，黄兴则与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孙、黄一见如故，政治立场也完全相同，于是合并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同盟会”，同时吸收章炳麟（号太炎）的“光复会”。这个光复会是上海教育界的反满秘密组织，光绪卅年（1904年）成立，参加的人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吴敬恒、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
光绪卅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筹备会，参加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但焘、马君武、邓家彦、黄复生、朱执信、古应芬、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70余人，通过同盟会会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七月廿日（8月20日）下午，同盟会正式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总部组织，设总理一人，公举孙中山先生，下设三部，（一）执事部。（二）评议部，（三）司法部。执事部负责人黄兴，地位如协理。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各省党务负责人是：直隶张继，山东徐镜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荫藩、荣福桐，陕西谷思慎、康宝忠，安徽吴春阳、高荫藻、孙毓筠，江苏高剑公、陈剑虹、章梓，浙江秋瑾，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黄复生、董修武，云南吕天民、贵州于德坤、平刚，河南杜潜、朱炳麒，福建林时爽，江西张世膺、钟震川，广西刘崛、卢汝翼，广东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汉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同盟会成立后，编订革命方略，策划全国各地起义，拟定了军政府宣言，军队缩制，招降清军条件，攻城略地，囤粮安民各项办法和对外宣言等等。
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同志们又在东京赤坂坂本金弥爵邸决议创立《民报》以宣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借以对抗立宪党党魁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新民业报》鼓吹立宪 ，立场正和革命党思想相反。《民报》出版后使革命理论才有系统为世人所明了。它于光绪卅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于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由张继担任编辑，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