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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象。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和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发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演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这个事儿如果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那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了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
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婕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卅三、孙大总统荐袁自代
孙大总统在南京接到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两电后，即以两电致袁世凯，告以推让之意，并再促其南来。电曰：
（一）“万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鉴：电悉。文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皇，力不副愿，尝恐覆餗贻羞，负国民委托之重。自惭受任无状，日夜希冀推贤让能。苟得如公者，举而自代，其缔造国民幸福，当非意料所能预揣，文即引躬退在草野，为一共和国民，于愿已非常满足。无如时势未来，形格势禁，致公未得即遂共和进行之愿，文实尸位至今。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易胜伫立，翘望之至。孙文。元。”
（二）“万急。北京袁慰庭先生鉴：真电及唐转来真（十一日）电具悉。清帝辞位，执事宣言赞成共和，民国从此大定，不胜忻庆！盖全国人民之幸福也。现即报告参议院，提出辞表，推荐执事。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请即速来宁，以副众望；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谨布候复，并表欢迎之至意。孙文。”
同日，孙大总统以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乃以“功成身退”之襟怀，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 ，并为巩固民国而附提三项条件。咨文曰：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咨：前后和议情形，并昨日伍代表得北京一电，本处又接北京一电，又接唐绍仪电，均经咨明贵院在案。本总统以为我国民之志，在建设共和，倾覆专制，义师大起，全国景从。清帝鉴于大势，知保全君位，必然无效，遂有退位之议。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辞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附办法条件如左：
——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
——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此咨参议院。
同时，孙大总统践履前约，提出推荐袁世凯候选临时大总统之咨文。文曰。
“临时大总统孙咨：今日本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此咨。”
以上两咨文，于同日通电全国各报馆，除全文发表外，并电请各报馆宣扬袁氏促成清帝退位、巩共和之功。
由孙大总统这两件咨文便可以看出他是个伟大的革命人物，不恋权位，重然诺，视大总统为公仆；不过他了解袁是一个只知实力政治而不尊重法治的人，所以他有所保留，附带了条件，促使袁到南京来继任总统而脱离北京的封建势力，同时把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袁的颈项上，借以约束袁的野心，而使其走上法治轨道。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后即以全权名义布告中外大小文武官署，全文如下：
“现在共和国体，业经宣布，世凯忝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深惧弗胜。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庶政方新，百端待举，全赖群策群力，互相匡济，务以保全治安，共维大同为要务。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在内外大小文武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应行公务，应司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倘有借端规避旷厥职官者，不独违背官规，抑且放弃国民义务。窃愿在官诸君子，共懔此意！”
同日并将退位诏旨致各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袁称临时政府首领，各部大臣名为首领。
元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17省代表人，共计17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得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即致电北京，电文曰：
“北京袁慰庭先生鉴：昨孙大总统辞职，经本院承诺，业已电知尊处。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公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公举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副总统。
民国议和代表伍廷芳及参赞温宗尧、汪兆铭，以清帝退位，民国统一，议和任务告一段落，乃于2月16日向孙大总统及各省都督通电报告关于清帝退位与优待条件之交涉经过，并作数项解释。电文曰：
“南京孙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公鉴：廷与前清内阁协议清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已于初九日致各省都督青电，略陈梗概，谅蒙洞鉴。初十、十一等日，与前清内阁往复磋商，昨日得其复电，已全体承诺。案清帝辞位问题，彼此筹商，一月有余，关于辞位以后优待条件，尤费筹划。民国政府宗旨，在合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以建中华民国，已屡次剀切宣明，而所定满、蒙、回、藏各民族赞成共和之待遇条件，于平等大同之义，委曲调护之心，皆已周至。然满、蒙王公所注目者，不仅在本族之位置，尤在清帝辞位后待遇之厚薄。果使清帝辞位，得蒙优待，则皆以为清帝且如此，满、蒙诸族更何所虑。设其不然，则皆以为清帝犹不免如此，满、蒙诸族更无待言。此种存心，骤难解说。前因优待条件，久未商定，大起恐慌。谓即不见容于汉人，不如托庇于外国。东三省及蒙古等处。已见端倪，因疑成隙，将为巨患。延劳心焦思，迭与临时政府商酌，以为中国历史上，凡遇鼎革，兴朝对于胜朝余裔，恒从优看待，既以成宽容之德，亦以安旧臣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