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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发现了金和铜，在刚果发现了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产热带森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公司在刚果、喀麦隆和法属赤道非洲等地区购买了大种植园；费尔斯通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于1926军在利比亚租借了一块期限为90年、面积为1O万英亩的土地。
不仅外国公司租借了大片土地，而且外国移居者也接管了许多肥沃的耕地。探险者曾报告说，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居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入，尤其是拥入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的农业地产。
为了运输当时生产的矿物和农产品，欧洲人着手在非洲敷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在亚洲所做的孤样。敷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西非的铁路系统只是由北到南，东、西之间却没有铁路直接相连。
在扩大生产和建造交通工具的激励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隶、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酒和社松子酒等。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
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土著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温和的高原区的居民由于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深。在某些情况下，整片整片的地区全供白人使用，非洲人不能耕种那里的土地，即使田地有时在休闲中。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为他们劳动，以取得为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特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发现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那么，白人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征收人头税，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而去干活。由于上述种种发展，非洲人传统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降低了。他们不再仅仅为养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而愈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条件的影响。例如：工业化国家中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铜矿的开采，而世界棕榈油价格的暴跌立即减少了西非许多个体生产者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池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响 同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来的还有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对非洲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先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他们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山去工作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但传教士却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学校是每个传教站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些学校特别有影响，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交给了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自己的农业方法、如何遵循健康法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原理。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给非洲本土文学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学生说，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学生不太听从父母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予以尊敬的欧洲教师的教导。此外，教会学校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在法国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久。毫不奇怪，受过几年这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因而进一步脱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迫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疑问。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毫无作用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不再指望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传统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结成一体的有效的接合剂。
政治影响 欧洲的印记在政治领域如同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一样显著。首先，各殖民地的边界必须确定下来（其结果完全取决于欧洲的势力平衡）。当地的土著居民并不关心这些边界，因此，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处在两个甚至三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之下。例如，在索马里，一些人由法国人统治，另一些人由英国人统治，还有一些人归意大利人统治，少数人甚至发现自己处在埃塞俄比亚国内。
一旦边界确定下来，组织管理体系的问题便随之而来。欧洲各国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直接统治辽阔的非洲大陆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间接统治；允许部族酋长保留某种权力，通过他们进行管理。通常，英国人给酋长的回旋余地比法国人所给予的要大，但即便这样，法国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为他们的非洲领地太大，而他们所能配给的官员非常有限。
从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们传统的政治制度。他们仍有自己的长者议会、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长。但实际上，这种政治机构已遭破坏。当地的欧洲行政官员能任免酋长；酋长的决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为部族成员可以越过他们的首领向欧洲官员反映情况，而欧洲官员的话才是决定性的。有位殖民地官员曾谈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辖地区的，他的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酋长权力被剥夺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达〃坦噶尼喀〃一个偏僻的、无人管理的地区……奉命至少建立一个基本的民政权力机构。我手下有几个仆人、一位非洲军人和数名货物搬运工，携带着大约20套警察制服、步枪及少量弹药。到达选定地点即一个传教站之后，我把当地酋长召来，向他们说明我就是政府，并问他们是否愿意为我提供20个人当警察，是否愿意注意到：从现在起，人们不得杀害他们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长如果未曾与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开战。事实上，他们必须放弃许多习以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东西。
或许，欧洲人的统治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文化变化是破坏传统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过去，人们常常认为酋长的权力是部族之神赐给的，因此他们的宗教领导权加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很明显，在人民政信一个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们对过去的信仰发生动摇的地方，酋长的宗教领导权和政治权力都被削弱了。同样，那些因在城市或矿山工作而挣得钱财的人获得了地位和独立，而这是他们继续呆在村庄里所得不到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新富起来的人实际上比过去的酋长更有威信和权力。
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许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参与国家管理这一要求的人。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今天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驱使他们发动政治运动。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职位很低的官员。此外，他们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仅仅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的而仍应被置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判断力和主动性。安哥拉一家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种种力量的结合，驱使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领导权。1914年以前，他们并不要求完全的独立，但坚持要更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
五、结论
上述概况表明，在许多方面，欧洲给非洲留下的印记比给欧亚大陆留下的要深得多。欧亚大陆并不存在着通过奴隶贸易使非洲人力枯竭的类似情况，虽然非洲的总人口并未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除了南亚外，欧亚大陆也不存在农业土地转让的情况，尽管这种转让在非洲也仅限于东非和南非。同样，欧亚大陆不存在运输、财政、外贸、采矿业和制造业实际上完全为欧洲人所控制的情况。最后，除菲律宾外，欧亚大陆还不存在欧洲基督教和欧洲语言广泛传播、欧洲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学校和医疗机构扩大文化影响的情况。
欧洲对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所达到的总的发展水平完全不同。这种明显的差别在各个方面——文化的复杂、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普遍存在。正是这种差别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更远远地易受到欧洲传教士、企业家和移居者的伤害。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不发达提供了乡村水平的天然抵抗（这与受欧洲影响的城市中心的情况截然不同）。1914年以前，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内地村庄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完整的传统文化；这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响。在承认欧洲在某些基本方面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人们还应认识到，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村庄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上）
后来，西班牙人决意去追猎〃古巴〃山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这里进行了惊人的大屠杀。于是，他们毁灭了我们不久前还看到的这整个岛屿，消灭了这里的人口；人们十分遗憾、极度痛苦地看到它已无人居住，变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兰姆·德·拄·卡萨斯，1552年
这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象狼在一个日渐文明、人口日渐稠密的国度里绝迹一样。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