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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了新闻记者，也避开了在宴会上等待的艾登等许多人，独自悄然回到饭
店。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与他一生的坚定、果断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阿登
纳自己说，当他同意这样措词的萨尔协定时，他“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
包袱”。如果说有希望的话，那也是未卜的。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渡过
的一夜。
从那以后，阿登纳以极其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1955 年7 月开始进行的
萨尔选举。这次选举也牵动了每一个德国人的心。在西欧联盟部长理事会的
监督下，萨尔所有的政党都参加了竞选。1955 年西德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国
际地位也开始在西方树立，这一切为亲德派提供了最有力的竞选说明，他们
在竞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萨尔选举的结果扭转了法德对萨尔的关系。同时，
由于德国经济复兴，洛林地区具有竞争能力的强大工业的逐步兴建，萨尔与
西德的自然的经济联系恢复并加强了，越来越多的萨尔居民出于对德国的民
族感憎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日益倾向于要求与联邦德国直接合并。10 月23
日，萨尔就萨尔法规举行了全民公决。当公民投票结果显示出萨尔居民以
423，344 票对201．973 票否决了有利于法国与萨尔关系的萨尔协定时，阿
登纳因为紧张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法德关系由于这次表决而骤然轻松。从理论上说，对萨尔协定的否决意
味着萨尔地位维持现状，但在实际上，萨尔人要求萨尔与德国归并的呼声却
越来越高。自治主义的霍夫曼政府辞职，法国政府不得不顺应形势，声明准
备就萨尔回归德国问题进行谈判。法国人这次主动的慷慨大方令阿登纳十分
满意，他以前所未有的愉快而平静的心情接受了法国人的善意。随后，法德
就萨尔回归德国的谈判展开。法国既然不能使萨尔脱离德国，也就把目标转
向密切法国与西德同萨尔的关系上，以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法德间的友好
合作本就是阿登纳的奋斗目标，萨尔回归又解决了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因
而，阿登纳也愿意尽量考虑法国的要求，作出些让步。最后，1956 年10 月，
阿登纳和法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法国同意萨尔和德国自1957 年1 月1
日起，实行政治联盟，并在三年过渡时期以后，实行经济联盟；作为交换条
件，阿登纳也保证每年向法国交付大量的萨尔产煤，并特别保证疏通摩泽尔
河，以使法国和萨尔的各种工业得以向德国西南部各地扩张。
1957 年1 月1 日．萨尔回到联邦德国，法德重新划定边界，结束了几个
世纪以来的领土之争。萨尔问题的解决，为阿登纳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
政策的实现铺平了道路。阿登纳说，“1957 年的第一天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
日子。1 月1 日，萨尔的德国人同我们重新合并在一起。我们政策上坚持不
懈努力以赴的一个目的达到了。”
阿登纳将萨尔的回归与联邦德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联系在一
起，称“联邦共和国有幸得到了某种程度上堪与圣经所记的‘一个大丰年’
相媲美的岁月”。自1943 年以来，经过7 年的奋斗，阿登纳领导联邦德国从
无到有地建立了内部政治秩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西方
边界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地位。萨尔的回归实际是经济在起决定性作用。从萨
尔回归的那一刻起，希特勒战争创伤最为沉重的方面消除了。阿登纳将这一
天作为一个开端，作为法德两个唇齿相依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一个基础。
他不无感慨他说：“现在，法、德两国真心实意携手并进的道路畅通了，在
它们特有的以两个民族睦邻为基础的利益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道路畅通了，为
了欧洲合作紧密地共同工作的道路畅通了。”
萨尔问题的解决把法德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通向科隆贝
“我们必须合作，而不要成为美国的工具。”
——1958 年9 月14 日戴高乐在
科隆贝与阿登纳会晤时的讲话
1958 年5 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长期以来积聚的种种问题终于以不可挽
回的政府危机的形式总爆发了。一个昔日辉煌一时的大帝国终于因海外殖民
地问题面临着崩溃。
第四共和国走到这一步绝非偶然，从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政局就一
直不稳，政府软弱是其根本。当初立国之时戴高乐将军就曾让法国人作出选
择，是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还是要一个强有力的议会，结果法国人选择
了议会，戴高乐愤然拒绝出任总理，并退出了政坛。国民议会党派林立意见
不统一使任何一派都难以取得优势，政府必须靠向大多数议员妥协才能维
持。政府很容易倒台，整个第四共和国期间仅有两届政府任期超过一年。同
时，战后法国的经济社会形势也一直未容乐观，殖民地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届
政府，北非阿尔及利亚几次出现叛乱，乃是历届政府的一块心病。阿尔及利
亚与法国隔地中海相望，历来与法国本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牵动法国政
局。1958 年5 月13 日，一直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酿发了一起重大武装叛
乱，叛乱直接波及国内，并眼看要引发一场军队暴动，局面将至不可收拾。
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纷纷退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民议会
不得不再请二战英雄戴高乐出山，希望借他在军队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安
定人心，平息事态。
戴高乐再度出山并受命危难，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条件，宣布他只能接受
共和国授与的全部权力。他说：“如果人民愿意的话，我就像过去发生民族
重大危机时那样，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首脑。”国民议会别无选择，民众呼
声很高，阿尔及利亚局势不容拖延，最终答应了戴高乐的全部要求。
蜇居12 年之久的戴高乐将军再度出山，令阿登纳极度担心，戴高乐将军
会继续奉行第四共和国前任政治家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吗？会把迄今已经取得
一些成效的法德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继续下去吗？戴高乐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
义的，阿登纳对战后初期戴高乐反美反德的言论记忆犹新。“伟大的民族”、
“法兰西的光荣”等诸如此类的话在戴高乐1954 年和1956 年出版的《召唤》
和《统一》两卷回忆录中随时可以看到。戴高乐一向主张压制德国、防范德
国，谁也不会忘记戴高乐在1944 年12 月10 日在莫斯科同苏联签定了法苏同
盟互助条约，其防范德之心昭然若揭，戴高乐也一直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和欧
洲一体化，最近的舆论表明苏联人乐意看到戴高乐执政，戴高乐周围亲信中，
也有一批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反欧并且留恋着法俄联盟的政治家，如此等
等令阿登纳忧心。
阿登纳焦虑地关心着法国的政局，也关心着戴高乐的一举一动。他让人
们给他送来了戴高乐的回忆录，想对戴高乐的思想作一番仔细的推敲。阿登
纳看到，戴高乐在谈到法国对外政策目标时是这样说的：
“很明显，当前法国在为达到它的目标和面临其他国家的谋
算方面来说，还处于软弱的地位。这些国家自然希望从这种局势
中捞取好处，并且企图乘我们争吵之际对我们施加压力，或者甚
至企图把我们驱赶到缔造和平集体的二等地位上去。我认为，这
是不能容忍的。同时我相信，德国的崩溃，欧洲的分裂和俄美之
间的对抗，好像奇迹般拯救了法国似的，给了我们采取行动的极
好机会，而且一个新的时期也许能让我们开始贯彻一项伟大的、
由我为我的国家制定的计划。
这关系到保证法国在西欧的安全，以免法国可能再次受到一
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威胁。法国应该同东方和西方合作；需要时，
应同这一方或另一方缔结必要的联盟，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自
己处于从属地位。为了预防法兰西联盟可能分裂的危险，这个联
盟应逐渐变成一个自由的共同体，这关系到要使与法国接界的莱
因河流域、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一带的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战略方面同法国联合起来，并把这一组织变成世界三大势
力之一。。”
在这些话中，阿登纳看到在戴高乐思想中一些根本质的东西，把它与戴
高乐的作为以及外界对他的评论联系在一起，阿登纳在心中勾画出戴高乐将
军的基本轮廓。
首先，这个人对法兰西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他决心要捍卫和发扬法兰
西的光荣和伟大，阿登纳对这种感觉相当理解。戴高乐不容许法兰西被降到
世界第二流国家的地位，要尽一切力量拯救法兰西，使它重新定位，和大国
平起平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正确估计了东西方的国际形势，准备
利用美苏对抗，欧洲衰落德国被分裂、很难短时期再起的机会，使法兰西尽
快强大起来，他虽然反对欧洲一体化，但却希望法国扎根于欧洲，并通过联
合起来的欧洲同美、苏对抗，成为世界第三大势力。当然，阿登纳很清楚，
戴高乐的一切思维都是法兰西式的，因为后者把欧洲当成了法兰西共同体的
延伸。
戴高乐上台之后，尽管法国方面对阿登纳所关心的北约组织和欧洲联合
还没有作出表态，阿登纳却已听到来自各方的各种各样的推测了。有人说，
戴高乐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可能推行一种有益的政策；也有人认为，戴高乐
会破坏这一切，并参与苏俄的赌博；还有人对戴高乐的思维方式作了如下描
述，说他受着一种思想信念的支配，各种客观现实都不能使他放弃这种思想
——他很骄傲，并且以感情用事来作出政治决定，当他的骄傲受到损害时，
就会引起他态度的摇摆。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作出结论的根据，阿登纳决心耐心听取有关法国各
方面情况的报道，等待法国事态发展至明朗和稳定。对法关系是联邦政府对
外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阿登纳不愿草草作出决定。
事态发展渐渐明朗了。1958 年6 月1 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29 票赞成，
224 票反对，通过了对戴高乐的总理任命。6 月2 日．法国议会又通过了一项
法律，授权戴高乐修改宪法。戴高乐在内阁中保留了前政府的一些人，其中
包括阿登纳所熟悉的居伊·摩勒、弗林姆兰和安托万·比内，前法国驻波恩
大使顾夫·德姆维尔也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宽慰的迹象。
戴高乐在发表就职宣言时说他将遵守欧洲条约，对阿登纳来讲，这些人在政
府中担任要职，就是法国将贯彻这项声明的保证。6 月25 日，法国外交部长
顾夫·德姆维尔在巴黎向新闻界宣布：第四共和国尽管历经长年的危机和动
荡，但其外交路线却是稳定和连贯的，这条路线是根据国家若干道义职责，
以及地理、历史、经济和文明的特性而制定。过去曾经决定了的因素今天仍
然决定着法国的对外政策。如果说今后外交存在变化的话，那将主要在外交
政策的执行方法和手段上。阿登纳以一种欣慰之情感受着法国结束政权交接
时期的政策混乱，步入正轨。
法国政局稳定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
斯先后到巴黎去作了访问。1958 年夏天，法国政治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