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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英明！”崇政殿中，所有的臣子都拜了下去，高声附和着皇帝的豪情壮志。只有司马光屹然不动，目光平静从容地望着皇帝。
赵顼亦不以为意。他早已习惯他这些臣子的脾气。平心而论，赵顼称得上是史上少有的能优容大臣的君主。他将目光转向他的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们。
文彦博微微躬了下身子，沉声道：“陛下，枢密会议商议的结果，臣等已具表上呈。”
“朕已读过。”赵顼点点头，由年高德勋的军中宿将、元老们组成的枢密会议，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参谋机构，专门就军事方面的问题讨论，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决策。枢密会议对于伐夏有种种意见，但有一点却是统一的：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但是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在伐夏的问题上，内心却有点矛盾。他懂军事，但却并不是一个武人，而是一个名臣。所以，一方面，他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担忧，担心无法速战速决，久拖不下，使国家陷入泥潭；另一方面，曾经久历西事的文彦博，与枢密会议的那些元老宿将们一样，亦无法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
这样的机会，一百年间也只会有这么一次。
况且，文彦博也明白，宋军是有很大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宋朝为了这场战争，准备了许久了。熙宁十一年以来，陕西路通过种种手段陆续储存了四百多万石粮食，导致司马光所说的熙宁十二年两浙、湖广米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亦是其中之一。这四百多石军粮，可供十余万军队，数十万丁夫半年至十个月之用（当年石越在赵顼面前，还是说了外行话，他大大低估了运输的耗费；而司马光亦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只要前期军粮有充足的保证，以宋军现在的战斗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种种准备，战争就大有希望。
仿佛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文彦博继续说道：“陛下已决心一战，抵定西北。臣等不敢不切实言之。以军费而论，臣以为一千万贯的开销是肯定不够的。且虽说大军在外，利在速战，但若期以一年必胜，只怕也不切实际。臣以为，朝廷至少需要有打上两年的准备。除与西夏外，对契丹亦不可不防，开封黄河以北地区的堡寨，不能停工，与辽国接壤地区，尚需继续修葺城池，保持警戒，以防有不测之变。禁军之未整编部队，亦当加速整编——在西夏作战的军队，未必不需要援军。此外，每次胜利之后的犒赏费用，亦不能省。朝廷不能奢望前线的将士们节省着打仗。”
无论如何，文彦博都必须先将困难指出来，做鸵鸟是打不赢战争。
“此外，至熙宁十二年为止，朝廷在延绥行营有步军四万二千、马军一万八百；环庆行营步军一万五千、马军九千；秦凤行营步军三万九千、马军一万二千六百；熙河行营步军一万二千、马军一千八百；长安以陕西内地驻军步军二万四千、马军三千六百。全部禁军合计步军十三万二千、马军三万七千八百。这还没有计算陕西路的厢军、番兵、沿边弓箭手的数量。西夏虽经屡败，兼之内乱，但控弦之士，附翼于梁氏者，亦不下二十万，其余各种势力，更不可不防。朝廷欲期以必胜，不能仅以西军之众伐灭人国。枢密院以为，河东路之飞武军第三军、飞骑军亦当参与伐夏之役。而自殿前司诸军中，当调遣拱圣军、骁骑军、宣武第一军、第二军、铁林军为助。再遣使招董毡助战，如此，方能保持对西夏之绝对优势。故此，在计算军费的时候，臣以为宁可高估一点。”
文彦博将兵力配置向众人一交底，司马光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一千万贯！他实在是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这样规模的战争，一千万贯能支持半年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插道：“朝廷养兵之费，每岁至少在五千万贯，多则六千万贯。其中大半耗费在陕西。若能平定西夏，则朝廷无复西顾之忧，大力裁兵，归兵为农，单一岁所节省之军费，便不止一两千万贯。此乃万世之功业。臣以为为大臣者，当目及长远，不可锱铢必较。”
“吕相公说得轻易。”司马光读出了吕惠卿话中的讽刺，立即反唇相讥，“休说战无必胜之事。便有必胜，治理西夏的开支，又岂能少了？无大军威慑，只怕军队前脚方走，立时便有变乱。在西夏驻军，转运之费，未必下于战争之费。要使群羌心服，谈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无裁军之日。”他又转向皇帝，亢声说道：“陛下，臣不敏，亦知圣主当修德以徕远人。设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强兵练，夏国与契丹又何敢犯境？纵有扰边，我击破不难。何必如此耗费根本，大兴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为子孙除害，立万世之功，此汉武之托辞，前汉衰败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圣主，不是那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之主，而是能让天下百姓丰衣足食，使外敌不敢冒犯之主。愿陛下三思之。”
身为户部尚书，皇帝与整个朝廷暗中对于伐夏的决心与所做的准备，司马光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明知道无法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已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了几年的财政之后，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些观念更加坚持，而另一些观念，却也同时发生也不易觉察的改变。他更加坚信，灵武、燕云，不应当成为宋朝的历史包袱，汉唐有汉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全力支持军队的改革，一只更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谋求与西夏、契丹的和平相处，便没有必要选择战争——毕竟，现在宋朝对西夏与契丹，都不必支付那耻辱性的“岁赐”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个政府能力行节俭，人民能丰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司马光理想中，不逊于三代之治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只会让远方的蛮夷们羡慕向往，而绝不敢轻易侵犯，纵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冒着财政破产的危险，打一场必要性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战争，身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历史蒙住了双眼。
司马光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回避战争的书呆子。他的观念也在微妙的发生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转变。他其实并不是回避战争，而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战争必须划算，主动发动的战争，它的风险要尽可能的可以控制。对于向南方、向海洋的扩张，司马光由最开始的疑虑，已经渐渐转变成默默地支持。身为户部尚书，他比旁人更敏锐地觉察到了海洋战争与大陆战争的区别。
但在这一点上，以整个大宋而论，司马光是孤独的。
皇帝的脸色变得阴霾起来。
吕惠卿有几分不屑地瞄了司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然后朗声说道：“战争之胜负，陛下可问诸文枢使与吴兵部；微臣所敢保证者，是朝廷定可以筹集军费，以供前线之需。”
“卿有何良策？”赵顼喜动颜色。众人尽皆侧目。只有司马光微微哼了一声。
“朝廷今日之积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以今岁、明岁之岁入结余，再适当增发交钞，民不用加赋，而军费自足。”吕惠卿自信的说道。
“再增发交钞？！”冯京几乎被吓了一跳，“陛下，交钞无本，不得印发！否则后患无穷。”
“百姓焉知有本无本？”吕惠卿反问道，“只要朝廷继续允许以交钞交税，交钞与铜钱何异？战胜之后，以一年节省之军费，足以补上。”
冯京顿时无辞以对。
司马光心里明明知吕惠卿说的是歪理，但是亦苦于无辞反驳。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不要自取其辱。虽然知道滥发交钞的祸害——这是有过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马光亦意识不到这样做究竟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文彦博只是怔了一下，与吴充对视了一眼。他们二人都绝非不懂民生财政的武人，亦知道增发交钞，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这至少要好过“因粮于敌”的夸夸其谈。大不了，废掉交钞便是，这样的先例亦并非没有。虽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时权宜之计。如吕惠卿所言，若能隐瞒过去，亦未必不可能呢。
赵顼亦赞道：“只要处分得当，亦是奇谋。”
“陛下，故臣以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如何用兵，以何人为帅？”吕惠卿顺着皇帝的话说道，“只要能打赢，这些代价值得付出，困难亦可克服。但若不能称心如意，后果不堪设想。选将用兵，实是至关重要。”
吕惠卿抛出这个议题，所有人顿时都怔住了。计算军费开支，需要调拨之军队与役夫若干，如何用兵，何人负责粮草，何人负责转运，如何应对辽国……这等等事宜，的确是大家预料当中都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选帅”，却绝非是预定议题的内容之一。
虽然吕惠卿将选帅用兵绑在一起抛出来，但是在场之人，谁听不懂背后的含义？汴京流传的流言，立时浮上所有人的脑海——听说有不少大臣上疏，反对石越担任伐夏的主帅，却全都被皇帝压了下来。
崇政殿中沉默得有点尴尬。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吕惠卿一向惯于揣摸上意，他说出这番话来，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皇帝的授意？但若是皇帝的意思。为什么传说中那些奏疏皇帝要将它们压下来？亦或者，这个流言的本身，便是一种小手段？
没有理清楚头绪之前，是不会有人轻率表态的。
不止一个人眼热伐夏军统帅的位置，但是，谁能比石越更有竞争力？
“伐夏之役，调动大军近二十万。其中不乏军中宿将、几朝勋臣。臣为国计，以为以石越为帅，未必能节制得了这些人。尤其是殿前司诸军，其统军之将，几乎个个都历事三朝，战功卓着，只恐内心不服。将帅不和，素是兵家大忌。故臣以为，朝廷当另遣元老重臣坐镇节制，以石越在陕西度支粮草便可。石越此人，臣素所深知，其为人谦退，有君子之风，亦不需忧其争功贪名，有二重臣和衷共济，何事不成？！”吕惠卿侃侃而论，他说的，绝不是什么好的理由，但却是十佳的借口。
“吕相公何不直说，以何人为帅更佳？”司马光语带讥讽地说道。朝中有名望的重臣，文彦博身为枢使，王韶卧病在床，眼见寿年便到，要找个有足够分量的人去与石越“和衷共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每个人都在静静等待着吕惠卿说出他的人选。到熙宁十三年为止，大宋的政局在人事方面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段。仁宗朝那个黄金时代所诞生的第一流的人才，正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生命的终点。韩琦、曾公亮、蔡挺、陈升之这些名臣名相，相继去世；老迈的张方平已经致仕；在军中素有威信、智勇双全的王韶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连兵部尚书吴充，也因为兵部事务的烦琐劳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而显得心力交瘁，垂垂老矣——他已经数上辞章，虽然都被皇帝挽留，但兵部的事务，大多却都已是由郭逵在打理着。如今硕果仅存的，其实也只有文彦博、司马光寥寥数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耶元十一世纪，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