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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旧的盐政制度在蔡太守的改革之后，越发的显得难以为继。杭州的情形影响到周围的许多地区，旧有的食盐专卖政策相继崩溃，只有少数地区继续顽固的坚持旧有的政策不变。但是他们对食盐的走私也无可奈何。这其中，宋帝国中央政府对盐政改革的态度耐人寻味，他们罕见的放任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似乎只要在食盐上的财政收入不减少，就可以对此漠不关心。但根据种种传闻，让人相信帝国中央的这种态度是大量的贿赂以及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保守党的精神领袖司马宰相，一向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之运转，主张减少政府开支，顺其自然。对于盐铁专卖政策，保守党也向来持反对意见，只不过以司马宰相为代表的保守党们相信，凡是帝国尚能运转的东西，只要不是到了非要改变的地步，就尽量不要做大的改变，只须稍做修补就可以。秉持着这种理念，保守党们容忍了盐铁专卖的存在。而当这种政策发生改变时，当保守党们发现这种改变是自然的发生，不会造成政局的动荡之时，便默认了这种结果。毕竟无论国家、官僚与富人、平民，三者都奇迹般的不曾在这种改变中受到很大的损害。而由前帝国宰相王宰相创立的新党，虽然主张政府主动加大对经济的干预，但其着眼点似乎主要是保证政府财政的收入。只要财政收入不减少，新党就可以容忍大多数改变。如果这种改变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么他们就会表示欢迎。而对于没原则的官僚而言，保证其利益不受明显的损害，加上适当的贿赂，就可以轻易的消除这方面的阻力。于是帝国的食盐专卖政策，便在三种势力的默许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宋帝国是一个超过任何罗马人想象的庞大帝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因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宋帝国的食盐贸易代表着怎样的财富。无论宋帝国生产多少食盐，仅凭其国内市场，都可以充分的消化。因此食盐专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一种愚蠢而短视的政策。这一点宋帝国的商人们倒是都很清楚。所以，当折将军占领那个以食盐命令的着名产盐区之时，虽然当时帝国旧有的食盐专卖政策还没有完全崩溃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程度，但延州的冒险家们早就从杭州的变化中预见到了全国的变化。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石元帅的认可，盐州的盐池，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商机。
我的那位有着高贵血统的新朋友，日后最重要的合伙人柴公子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他相比其余的冒险者，似乎更有办法。他设法得到了一封据称是石元帅首席幕僚的亲笔信。拿着这封信件，他找到了延绥方面军的元帅种元帅，以一把价值三百贯的宝刀与两匹骏马为代价，得到了种元帅的推荐后，再去拜见暂时驻守盐州的折副元帅。
在全面占领了这片被称为“平夏”的地区后，传闻中对夏国百姓极其苛刻的折副元帅也变得相对温和起来，虽然强征民夫进行劳役以修筑城堡的事情从未停止，但是以夏州太守为代表的文官迅速的接管了大部分地区，这些被精心挑选派往占领区（宋帝国则认为是收复原有的失地）的官员们采取了比军方要温和许多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这些文官在平夏地区设法邀请为躲避战乱而逃跑的人们回到家乡，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甚至赠送过冬的衣服与粮食；而对比之下，军队则常常没收反对者或者与夏国政府有牵连的家庭的财产与田地，将他们强行迁移到帝国南方的湖广地区。军方经常制造冤案，而文官则设法为之争取公道。双方的差异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不断发生小小争执，而大体上文官永远是站在百姓一边，扮演公正的维护者角色。这一切有可能是帝国故意的安排——这样一来，文官们在当地居民心目中的威信便迅速建立起来，而仇恨则被巧妙的转嫁到了军队而非帝国本身身上，当这些军队，主要是折副元帅的河东军撤离后，当地居民的怨气就可以彻底平息，从而变成对帝国政府的感谢。总的来说，其实质则无非是帝国政府正在设法稳定当地的局势，巩固他们的占领。与夏国控制区接壤的盐州地区，虽然与其余地区不同，依然由折副元帅控制，但是身上还兼着太守职务，有过地方行政管理经验的折副元帅，也同样需要执行帝国的这一政策。而根据流传在商人中的传说，忙于战争的帝国此时无暇关心盐池的生产，一向开明的石元帅也许愿意将盐池以与杭州同样的方式处理，这样的指示应当下达到了折副元帅那里。
但是柴公子在折副元帅那里碰了壁。尽管他有石元帅首席幕僚与种元帅的推荐，然而这次他高贵的血统反而成为了障碍。折副元帅的为官之道，是只效忠于帝国皇帝本人，他远离一切党派与权贵，既不招惹他们也不怕得罪他们，以‘孤独的臣子’的形象来获得皇帝的信任。所以，折副元帅不愿意与柴公子这样有敏感身份的人打交道。于是，受到挫折后的柴公子不得不寻找一个合伙人以绕开障碍，他最终的选择就是我……”
——《阿卡尔多东方见闻录》卷三·西湖书社印行
石越将西夏使者有意晾在一边后，便立即派人召回他的首席幕僚潘照临——潘照临此时正在长安与陈元凤打嘴皮官司。按宋朝的制度，若负责督运粮草等补给的范纯仁与陈元凤在粮草的供应上有懈怠与或者出现人为的供应不足的情况，石越有权力将他们斩首，所以本来石越并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至少犯不着劳动潘照临，一道行文过去，范纯仁与陈元凤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有疑义也只能事后向枢府申诉。但石越在澣海中重建溥乐、耀德二城，鉴于真宗时代的教训，却是没有事先得到枢府同意的。为了保守秘密，甚至连前线许多的高级武官都不知道内情。而在荒漠中修建城堡所要耗费的人力与物力，都是惊人的，瞒得过别人，如何瞒得过负责军需的官员？这时候如何既要尽可能的保守秘密，又要从范纯仁与陈元凤等人手中尽可能的得到资源，就变得非常需要技巧了。为此，石越不得不让自己的首席幕僚常年穿梭于庆州、长安两地之间。因此，当潘照临暂时抛开与陈元凤的勾心斗角，赶回庆州后，夏使已经被石越凉了整整两天，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夏使在这两天里不断要求立即拜见石越，甚至还一度设法摆脱了陪同的官员强闯帅府，虽然被拦驾，但现在整个庆州都知道西夏派出了使节来到庆州，谣言满天飞舞。
然而，迟至第四天，石越才终于带着麾下主要的文武官员，正式接见这位叫天都茂的夏使。天都茂在西夏官拜枢密司承旨，可以说也是位居机要，但是被石越用各种手段推搪，竟然被凉了整整四天，心里真是又急又气。但是他的使命却是来求和，纵有再多的气，也只得强咽入肚，摆出一副笑颜，向石越恭恭敬敬地递交西夏国书与梁太后写给石越的信件。
石越接过国书，只翻开看了一眼，便放到案上，先看梁太后的信件，他一眼扫过，一直保持微笑的脸便立即沉了下来，“啪”一声把信合上，丢到案上，厉声道：“朝廷册封者，夏国国王也！夏国太后与吾何干？！”
天都茂忙躬身道：“先帝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在位之时，龙体违和，慈圣光献太后亦曾垂帘听政。敝国之事，虽不敢比于圣朝，亦不过是国王欠安，太后垂帘，故此国事由太后暂摄。朝廷受仁多澣奸人蒙蔽，其中多有误会。下官奉命东来，亦是想向朝廷诉明冤情，还望石帅明察。”他说起宋英宗那一长串的谥号，只怕轻易一个宋朝官员，也不如他说得顺畅。
石越听他如此回答，不禁哑然失笑，讥道：“贵使之意，夏国只是国王身体违和，而有太后垂帘？并无权臣后党，犯上作犯，泯灭纲常？”
“石帅明察！仁多澣素来奸猾狡诈，其卖主求荣，兴风作浪，不过欲逞其奸志。”天都茂回答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毫无半点愧色。
石越哈哈大笑，指着天都茂，笑道：“若是如此，倒是朝廷错怪了。”
天都茂顿时老泪纵横，泣道：“石帅能明此情，实于下邦有再造之恩。”
石越大笑着摆手，道：“本帅可没甚再造之恩。不过朝廷兴兵而来，正为正纲常人伦，又岂能听足下一面之词而罢？贵使可速回兴庆，上禀贵国太后，夏国边远蛮夷之地，既无名医，兼少药石，何不请贵国国王移驾至汴京，一则可释朝廷公卿士大夫之疑；二则朝廷忧其失位，竟兴百万之师，岂能不答谢朝廷之恩德？三则汴京名医云集，百草不缺，正好养疾，待贵国王病愈，朝廷再遣其归国。此一举三得，岂不美哉？”
“石帅美意，感激不尽……”
“既感激不尽，便不必啰嗦。速速回国，叫尔国王自来京师谢恩！彼若不来，我当带兵去请！”种谔本对和议极其反对，此时接住话头，便厉声咤道，语带威胁。
天都茂却并没有被吓倒，他用眼角看了种谔一眼，便抱拳从容问道：“此位可是种谔种将军？”
“便是某家，如何？”种谔一脸不屑。
天都茂欠身笑道：“将军威名，震于西陲。然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华夏天朝，万夷所仰，四海所宗，以为文明昌兴，礼仪教化之上邦尔。朝廷之服人者，德也。若徒以力欺人，以强凌弱，敝国虽小，虽死不敢屈。朝廷虽兵威盛于汉唐，灭人之国，易如反掌，敝国固力不能敌，然穷极之时，若举国归于契丹，则只恐天下之难方兴，而兵祸连绵，正不知何日能解！且朝廷若不顾大义，务以兼并之念，行霸者之事，只恐大辽、吐蕃、大理，将人人自危，反侧之祸，便在旦夕之间。故吾主朝与不朝，在服德而非畏战也。”
种谔被天都茂这一番话说得恼羞成怒，按剑而起，正要发作，石越早已呵斥道：“种将军休得无礼！”
种谔愤愤地望了石越一眼，见他脸色不愉，又恶狠狠地瞪了天都茂一眼，重重地哼了一声，头也不回，竟径直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石越脸色更加难看，但他旋即恢复常态，笑道：“让贵使见笑了。”一面将天都茂请到席位坐了。待天都茂坐定，石越方又问道：“朝廷教化天下，彰明王道。法三王而不法齐桓晋文。惟贵国之事，固天下之所疑，未可以贵使一人之语而使信服。若夏国王不早至汴京觐见，奈何朝廷公卿不之信。”
天都茂见石越语气松动，忙起身谢道：“朝觐大事，实仓促难定。当此上下疑忌之时，皇帝陛下虽然仁厚，然奈众公卿何？敝国之臣，亦恐主君为朝廷所留尔。”
“若使诚心，朝廷岂会欺尔小国？”石越假意愠道：“惜吴越王入觐，朝议纷纷欲留之，而朝廷终遣之归国。前事如此，奈何反疑朝廷？”
“石帅息怒。”天都茂连忙谢罪，郑重回道：“实是人情疑惧，若石帅能缓兵数月，略宽人心，吾主不敢失信于朝廷，必亲往京师入觐谢恩。”
他这么一说，在座文武无不动容。须知方才天都茂暗示若逼急了他们，就举国降辽，的确是说中了让宋朝文臣武将最担心的事情。如果秉常真的能够入朝，缓数月之兵，却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