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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化，禅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宜有去心，凭个书楼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现在回头再来谈“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后，大学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王以亲藩掌枢，军机大臣进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亲贵为军机领班。第二，军机大臣为四人，连领班共五人。相传枢廷忌满六人，否则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则一北一南，如先为李鸿藻、沈桂芬。光绪十年以后为孙毓汶与笔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后稍有变化，但大致亦须论地域、讲资格。总之，军机大臣的进退，牵涉甚多。所以光绪决定在军机章京方面稍作更张，而且只添新、不废旧，以期阻力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绪召见陈宝箴荐举，可任新政的官员，不下十员之多，最后选定四名，于七月二十日降旨：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园（端芬）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时李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词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强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第三章狱中壁诗（3 ）
可知所谓“参与新政”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强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值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于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衣带诏”，断为伪造，亦更明白。因为果有此诏，杨锐一定会声明“不奉诏”。对拟时务条陈之签，“所答有甚不妥当者”，杨锐尚且强令之三四改而后上，谓其能奉措词如此不妥当的密诏，其谁信之？杨锐的一条命，实在是送在康有为手里的。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对杨锐犹深致不满。只好说是前世冤孽，命该如此。至于谭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诗，是不是悔悟听信康有为武装夺权的计划为失策，但死无怨言，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与康有为并论，其贤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关于武装夺权，康有为有一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扶光绪登午门宣诏，是一次新的夺门之变，他就是另一个徐有贞。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至于谭嗣同，则早就存着成与不成皆牺牲的决心，此亦有诗为证。他的《莽苍苍斋诗》有一首《儿缆船并叙》，其叙如下：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诗为乐府，应分三段：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我相信，这“十龄儿”对谭嗣同人格的影响，远过于“康圣人”。谭嗣同十二岁失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谭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极多，若能成长，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谭嗣同，由于秉赋特厚，这些“孤孽苦”反而成为鞭策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异，机缘不同，或为高僧，或为大英雄。而谭嗣同志向极大，思兼赅此两者，其自叙“仁学”的目的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为一不成熟的见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穷思冥搜，面壁数十年，或许才能完成“仁学”的理论体系。而基本上谭嗣同只能成为大英雄，或者如张献忠入蜀时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师。但成就英雄事业，亦须际遇条件配合。戊戌夏秋之交，谭嗣同所遭遇的局势，堪与“儿缆船”一诗所叙情形作比：濒覆之船——将被瓜分的中国。
惶惶船中人——光绪及通国之人。
曳入港——行新政以自救。
逆风——慈禧一系的旧派。
于是谭嗣同慨然以“十龄儿”自命，其志可嘉，其情可敬，而其事可哀。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儿”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戊戌六君子，最窝囊的是康广仁；不甘死但不怕死的是刘光第；认命的是杨锐、杨深秀；死生皆无所谓的是林旭；而存必死之心，自觉求仁得仁的是谭嗣同。
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综合，丁惠康已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了——撮叙其生平，以完《清末四公子》的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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