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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明-第6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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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认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是最自然的、最理想的生存环境。小国寡民就是老子所指的“道”在社会上的再现。

老子作为道家的创始人,开启了中国几千年来崇尚自然、努力与自然合一,务使生活超然、洒脱、逍遥的精神内涵。尤其到宋朝时儒释道合一,老子的道家思想更植根于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

老子的重农抑商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学说成为2 000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其经济思想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儒家正统所尊崇的农本思想和耻于言利的观念,为后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改革家商鞅,是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第一人。

商鞅把农业看做“本业”,把工商业看成“末业”,倡导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拟定的新法规定,凡是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弃农经商,要将其全家沦为官府的奴婢。

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则把重农抑商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在著名的《五蠹》中把商人列为危害国家、社会的“五蠹”之一。明代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引进西学第一人”的徐光启也极力推崇农本思想,认为农业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

以上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关于农本思想的论述,对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长盛不衰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受“三纲五常”以及“父母在不远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开放、进取为特征的海洋意识的形成受到极大的限制。

重农抑商成为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进入封建后期的明清两朝,厉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达数百年,使得中华民族宝贵的海洋意识几近泯灭。

“对于海洋,我们认识多少呢?”

“郑和七下西洋,看起来威风,但是,他是否真的认识了海洋呢?他下西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重视海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大海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远远不如土地来的重要但是,我要说,你们错了你们完全错了”

“海洋对我们非常的重要甚至是关乎生命的重要要是我们控制了海洋,倭寇根本就没有上岸的机会要是我们控制了海洋,日本也根本没有在朝鲜登陆的机会要是我们控制了海洋,西洋人的舰队,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南洋”

“有朋自远方来,有敌自海上来以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太封闭,太自我,太清高,认为我们乃是天朝上国,是世界的核心,其他人都要仰仗我们的鼻息而存在。但是,我必须冷酷的告诉大家,你们又错了”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民族,也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和我们陆地相连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相当的部分,和我们是没有陆地连接的。只有海洋,才能将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海洋才是联系全世界的纽带”

张准毫不犹豫的将自己的话题,一步一步的引入核心。

不错,明国人的思想,的确比较守旧,比较封闭。但是,你不能说,明朝人愚蠢。你不能说,明国人目前不懂得海洋的利益所在,以后也不懂得海洋的巨大利益所在。事实上,明朝人非常聪明,一旦他们的脑袋开窍了,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也很快。

比如说,徐光启、孙元化、赵士祯等人,在接受了西洋传来的各种科技文化知识以后,很快就能学为己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有关红夷大炮的。红夷大炮的准星、照门、刻度这些,都是徐光启发明的。而孙元化,更是复制出了性能更加先进的红夷大炮。

但是,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郑和七次下西洋,除了炫耀武力,还带来一个巨大的后果,就是确信明国的周围,根本没有威胁明国的海上力量存在。从东亚到非洲海岸,根本没有任何的国家,可以对明国造成海上的威胁。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误会。当时的明国统治者,在建文帝的影响下,最先想到的,乃是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去获取利益。当他们觉得自己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不会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对海洋无视了。

人如果太过聪明,很容易走歪门邪道。国家也是如此。如果郑和舰队,不是因为某些目的前往西洋,而是实实在在的想要发财致富的话,所过之处,早就成为明国的殖民地了。以当时郑和舰队的力量,拿下沿途的国家,根本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现在,我要阐述的,乃是一些最基本的海洋理论。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不过,我相信以大家的聪明,最终都会弄懂的。”

张准娓娓而谈。

他要阐述的,的确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理论,一些可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海洋理论。只有虎贲军海军明白还不够,还要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否则,陆军永远都会拼命的阻挠海军的发展,拼命争夺海军的军费,而高弘图和张慎言等人,也不会理解他的决定。

人类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自远古时代至十五世纪,接触海洋的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在沿海航行。靠海吃海和就近航海的实践,使人类形成了海洋有“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因此而形成了“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的思想,出现了“官山海”即国家管理山区和海洋(主要是海盐生产)开发的政策。这是十五世纪以前,人类对海洋价值的基本认识。必须承认,高弘图和张慎言等人的认识,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上。

整个大明朝,所有人对海洋的认识,其实都基本停留在这个阶段。明朝大部分的沿海人民,只懂得利用海水来煮盐,利用大海来捕鱼,其他的,基本上就不懂了。比如说,张准刚刚穿越到来的时候,杨家屯就是这个样子的。海上贸易,那是很少人才有资格进行的。

自十五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大航海时代到来,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航线,进行了环球航行,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了近代殖民掠夺,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时代到来了。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因素迅速发展。但是,明朝人对于海洋利益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北方人。

北人骑马,南人乘舟的惯性思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每个人的血液里面去了。张准在河间府的时候,还特意调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在河间府,真的没有一个大商家,是进行过海上贸易的。他们对于大海的抗拒,可见一斑。

“为什么江南要比北方富饶?”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江南发达的海上贸易”

张准继续侃侃而谈。

他解释说,世界上多数沿海地区由于濒临海洋而形成优越的地理环境,气候温暖适宜,适合人类居住,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发达地区。中国的沿海地区濒临太平洋西部,处于中纬度地区,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按理说,它应该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和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明国目前,并没有真正形成沿海的经济带,甚至,连人口也不是沿海地区最多的。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乃是中原。山东虽然三面环海,其实人口并不多,商业贸易也不发达。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遗憾的,和世界的发展是不相称的。

“我之前说过,现在,在遥远的欧洲,西洋列强正在快速的崛起。”

“相反的,我们的国家,在海洋上,还是固步自封。”

“为什么?我们的郑和舰队到哪里去了?”

张准深沉的说道。

这是他正式质问朝廷的第一炮。

是的,这是张准在公开的场合,首次全面指责朝廷的不是。

明朝统治者逆历史潮流实行禁海,从客观上分析是与当时的海盗盛行有关,但从深层次上来分析是有其深刻内在原因的。首先,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讲,提倡还是禁止航海只能以能否维持封建统治为标准,一旦航海活动损害甚至动摇其封建统治的基础时,禁海和停止航海就在所难免。

明初提倡航海,其目的是为了追求万邦来朝的盛况和奇珍俱至的侈奢,以及显示国力的强盛与稳定。但当航海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带来新的社会lun理道德观念,使封建统治者无法驾驭人们的思想而危及封建统治时,则被坚决禁止。

商业活动,尤其是海上贸易,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被固定于一地而“实难控制”,且从商者不是分散地而是相对集中地进行活动,容易“啸聚生叛”。他们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易于驾驭,思想活跃,“不服德教,且与蛮夷相通,危及教化”。

这样,航海活动及其他工商业的发展。就超出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秩序所能容忍的限度,动摇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予以取缔就成为必然了。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被停止,明朝初年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的节奏突然中断,本质原因还是封建统治者感受到了航海活动对封建政权的潜在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准的海洋战略,和明国朝廷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是格格不入的。哪怕是开了海禁,明朝统治者,依然还小心的阻挡来自海洋的影响。

其次,封建政权对商业垄断、限制性经营政策的推行,使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得不到顺利的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一个民族只有把自身置于世界市场之中,才能取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必需的广阔空间。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就失去了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的大气候。

在封建体制的躯壳中,资本主义即使破土而出,仍有被窒息的可能。而西方国家海洋活动大规模、持续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通过航海活动,资本主义打开了境外市场,取得了境外原料,为其高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新航线的开辟,没有向海外的扩张、掠夺,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而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从社会制度上根本限制了中国海洋商贸活动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当然,这里面也有客观的原因,就是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绝大部分物资都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从外面引进来。

其三,从明朝的政治经济形势看,郑和并非没有成为“哥伦布”的机遇,也并非因为中国的航海技术到达不了美洲大陆,而是中国没有成就郑和成为“哥伦布”的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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