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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莲来说，彭师母的病反而成了她窥伺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唯一的机会。此后八年，无论她改换了什么样的工作，总会趁着彭师父不在家的时候，有如寻访一处秘境般地偷偷探视一下彭师母——证诸彭师父那句“这些年来时不时到家来翻箱倒柜”的话，我只能想像那是红莲潜悄出没的形迹，一个个试图捕捉父亲片影残形的脚印。有一次，当上临时演员的红莲接了个没人肯要的尼姑角色，下戏之后赶忙去见彭师母，只是为了让她认一认，看看自己的模样儿和“光头大侠”有几分相似。结果彭师母那天没发病，布施了她一百块钱，念叨了几声：“阿弥陀佛”。我在这一幕假尼姑化缘的情景上轻轻卸除了武装，长长吁了口气。
“就在那八年中间，她又倒退回去十六年。”红莲缓缓合拢睫毛，让最后两滴泪水爬过她捂在口鼻之间的指缝，变成两片闪着晶光、转瞬干逝的鳞，才继续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字谜的那一次？”
我点点头——不，应该是基于某种残存的自尊而表现出来的动作罢？其实，我是昂了两下下巴颏儿：“怎么样？”
“在那之前不久，彭师母就已经退回她头一次见到我爸爸的那天去了。然后她就卡在那里，再也没有退过一年、一个月、哪怕是一天。她在那个码头上卡了整整十年，一直到昨天夜里为止。”
彭师母静静地死去之前大约又说了一遍那个她已经絮叨了不知几百次的遭遇。依照红莲的解释，那一次充满惊恐的绑架、打斗和残杀的经历是这个老太太所能遁逃的极限。彼处既是她人生的尽头，也是她一切感受和知觉的起点。逃到这一步上，彭师母已经退无可退了。
“听起来像是一见钟情，永志不忘，不是吗？”红莲苦笑了一下，移开撑在我书桌上的手肘，摇了摇头，道，“所以我说这算是个爱情故事，可是它比爱情还要多一点——多了一点‘其实你还不懂’的东西。”
“不懂什么？我不懂什么？”我再度抓起笔朝更远的地方扔去。这一次它弹回来得慢了些，落纸时的力道也重了些，笔杆折断，油墨涣染，把稿纸洇黑了一大片。
“不只你不懂，我也不懂——这样说你也许会好过一点罢？”她无可奈何地扬了扬眉毛，探出一根手指头往那滩墨水上沾了沾，随意在纸面空白的地方抹画两下，低声说了两个字，“亏——欠。”
亏欠。一种我从来没有的情感。
我所能理解的这两个字只是一种负债行为，无论它的换算单位是金钱还是实物——哪怕玄虚深奥如讲论心性的理学家所谓的“吾性本来完全具足，不可自疑亏欠”——这个语词都不该是一种情感。然而红莲以为是的，而且有的人有这种情感、有的人没有。后者也许活得太浅薄、太粗糙或者太坦荡、太自在，总之是太心安理得。这样的人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真正巨大的惊骇、挫折和艰险，从而也没有得到过堪称珍贵的帮助、救济和抚慰。短少了这么一种情感的人犹如伸手需索随即获得满足的婴孩，整个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我要——我得到”、“我要——我得到”所打造起来的。这个我，凭靠着广泛的阅读、严密的推理甚至圆滑的书写技巧和恣肆的幻想，再加上一点点福至心灵的运气，解开了一些字谜、发现了一些内幕，并且开始要翻写一部揭露近世历史真相的小说。但是这个我却没有能力察觉、体会或者想像那种可以名之为“亏欠”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一把挥拂掉桌面上零乱的稿纸——显然还想要作最后的抗拒。这个我，正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亏欠什么，而根本不懂得爱情。
红莲也许看出了我的恐惧，也许没有，但是她做了一个动作——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我在那一刹那以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想起过往的岁月里许许多多和我曾经如此亲近的人，我其实没有认真进入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真实生命。即使在这个当下，我的手背那样紧密地贴触着一朵红莲，它究竟是个胎记般的刺青？还是个刺青般的胎记呢？我翻转手臂，想再看清楚一点，红莲已经抽手起身，以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我猜想她要离开，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于是我放声大哭了，听见她也哽咽着告别的话语：“我还没懂得自己亏欠了什么，就已经老了。你可不要像我。”我的哭声衬在她的话语底下，听起来比风声雨声还要空洞虚无，除非我所伤悼的不只是一具完美的肉体，还有那些我来不及认识的人——比方说，彭师母，一个拥有过真实生命的角色。
在写完以上的八千字之后，我以为我会彻底放弃那个写作《城邦暴力团》的念头。原因很简单：真实生命太过巨大，你越是进入它的细节，它就更巨大一些。
那无数张被我挥拂到黑暗里去的稿纸不知何时又飘落桌面，纸表渐渐积上一层厚厚的尘埃。我才知道，尘埃这种东西居然也会长大，过一段时间你再轻轻触碰，它在指尖的感觉就像灰、像沙、像土粒儿，开始有了重量。
这段时间比我想像的还要长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去计算：到底过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个冷暖交替的季节？我也从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其间我经常走访我的邻居们，有些时候兴之所至还会穿过九号房间祠堂的侧门，到厨房去帮老田干些零碎活儿，摘摘菜、提提水、淘淘米什么的。偶尔，我会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和万得福或者我老大哥擦身而过，甚至撞个满怀。大部分的时候我总在前厅遇见那几个老家伙。没有谁再提起字谜的事。
极少的情况下我会出门走走——通常那都是在我非常想念红莲的清晨或深夜。最后的一次是个台风夜。陈秀美在那台风还是个吕宋岛北方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时候开始向我述说她和红莲相依为命的十二年。红莲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到豆蔻初绽的少女，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这里叫做“人文书店”。
红莲在斜对面四十八号的陈忠义医院出生，沿着自由路走到中山路口明功堂药房的这一段，是红莲最初摇摆学步的旅程。此外，中山路一百号当时是一爿正章洗染店，陈秀美白天在人文书店当差，入夜之后便到这洗染店打杂兼记账。每当陈秀美忙碌起来的时候，红莲就会一头钻进那些吊着、挂着、堆叠着的衣物之中藏匿，通常母亲总得花上一两个钟头才找得着她，彼时她多半已发出鼾息，然而睫角犹湿、抽咽未止，梦中似乎仍坚决地表示：母女之间这小小的离弃游戏，是由她所发起。
沿着同一个方向往下走到中山路一百五十五号，此处原先是一家大公委托行，许多跑单帮的买卖人出入的地方。这些单帮客几乎时时在台北、东京、香港和马尼拉飞航往返，以随身行李携带时髦的衣饰、珍贵的古董、价值不菲的珠宝和罕见的洋式玩具，入境即交行委卖，赚取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红莲则可以随时到此地索取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大公”幕后的东家正是大伙尊为“老爷子”的万砚方。红莲两岁的时候拥有一个眼睛可以眨动的洋娃娃、四岁的时候得到一架附有三十二枚弹键的手风琴、五岁的时候玩起单眼照相机、八岁那年的春天跨上一辆接装了动力马达的脚踏车不告而别一路骑到基隆——万砚方发动上千名庵清光棍找着她的时候，她指着西北方海天一线的远处，只字不语——到九岁和十岁上，同样的事红莲又做了两次。是否因为这三次出走而重新唤起陈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记忆？她并没有说清楚，可是尔后两年间红莲的生活景况可想而知——陈秀美在母女俩的手腕上紧紧地缚起一条长约八尺的细锁链，链条稍稍绷紧或松弛，陈秀美都会胆战心惊一阵，立即搂住红莲、浑身颤抖、低声啜泣。
这样近乎病态的分离焦虑终于让陈秀美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完全崩溃了。九月十八号那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云林北港地区逮捕一群涉嫌发起武装叛乱、推翻政府、完成台湾独立革命的人士。由于这群人士之中有个叫詹益仁的，在虎尾开设了一爿“国际照相馆”，正是他们平常联络开会的秘密总部，一时风诡云谲，全台各地凡是名为“国际”的照相馆都受到严密监控。偏偏在台中市区、台中戏院对面巷子里也有这么一爿“国际照相馆”，原本和詹益仁毫无干系，却饱受同名之累——九月十八号晚间八点钟左右，突然闯进来十几名武装便服的人物，逢人就逮。是时警笛蜂鸣、探灯四射，方圆数里之内，连虫蛇鼠蚁亦不容遁迹。陈秀美便是在这天深夜将人文书店前后门窗自内钉板封绝，还把红莲和自己缠裹了三副大锁，捆在屋后天井里的汲水铁杆上整整两昼夜。书店的负责人钱静农万不得已，只好从消防队中请来两名庵清光棍，持利斧破门、抢入，救出母女二人。不料此事不密，竟然在九月二十二日上了报，闹出一条“红粉佳人奈何作囚”的尴尬新闻。亏得万砚方拉下老脸，请托了些报界高层的关系，权将消息压了、未再渲染，才算息事宁人。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祖宗家门传下“旨谕”：将陈秀美送入汪勋如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诊疗休养。此外，李绶武也活动了方面上的人物，给她请得了一个“烈士遗族”的身份，既能申领些许微薄的生活津贴，还可以免试入上庠寄读。这就一如万得福所言者：钱静农帮衬尽力，非但亲炙私淑，还另向几位知名教授荐过，让陈秀美一面治病、一面求学。唯有一桩，那就是暂且不能与红莲共同居处，以减妄执烦恼。
对于当时的红莲来说，那可能是一段优游快乐的日子罢？每到星期天，她便跟着孙孝胥到西门町歌厅、戏院巡走，贩卖香烟糖果。星期一则随赵太初至新公园、衡阳路一带摆卦摊。星期二泰半是前往“河洛”探视陈秀美——和母亲的团聚仿佛应卯一般，看汪勋如问诊下针、开方抓药则是别开生面的游戏。星期三是陪伴魏谊正过府登堂、指点豪门巨室的厨作、庖丁设宴置席的日子。星期四，向例作碧潭之游，不外是由李绶武将携着泛舟踏青，尽一日在山野间嬉耍。这几位“爷”字辈儿的帮朋，多不宽裕。赵太初尤称潦倒，孙孝胥的子媳儿孙虽据着一户狭仄眷舍，孙孝胥嫌挤，宁可同赵大初浪迹公园和防空洞，李绶武在山上的三间茅屋也直如幕天席地的一般。这三人的住所当然不能容留一个半大姑娘居停，是以一周之中倒有五日，红莲得寄宿在魏谊正的宅子。只周五和周六两天钱静农南下台中赴“人文书店”理事，红莲总要随同，仍旧是游玩的意思多。
据陈秀美的记忆所及，重返台中的红莲经常提起的是中正路火车站附近老正兴食堂的客饭、民权路铁道边玉光美容院自创的新款发型、河街醉月楼小北投浴室中的蒸腾雾汽，以及台中公园里倒影着怪状红顶角亭的小小湖塘。红莲再也没有独自前往基隆海边遥望或追想一个永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