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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仅有两次——纯属意外的两次——让人看见了他变容易貌的整个过程，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和孙小六逃出地遁阵，躲进武馆洗澡，听彭师母说故事的那个晚上。彭师父认为那一回泄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内喊了他两声“岳——子——鹏”给吓岔了气。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员扣押了他的三轮车，还裁处了他三百罚锾，甚至告诉他三百罚锾就是九百块钱新台币。彭师父当时隐忍未发，睡到半夜里起来撒尿，再回房卧倒之际，彭师母一声惊呼，晕了过去。彭师父抬眼一看，床边梳妆台上的镜子里自己赫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天起，原本染过肺结核、长了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脑子、又中了三次风的彭师母再也无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骤然扑袭而至的惊吓。她四十岁，在意识的深处坚决地展开了一程永不回头的遁逃之旅，漠不关心的世人以为她罹患了另一种痼疾，从而无法得知：这才是她为自己所做的最彻底的一次治疗。
我曾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去查考、核对彭师父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如何进入乃至牵动着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的巨大漩涡”。其间——在众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协助之下——我逐渐成为一个比“年轻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师级作家”更了不得一点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个初中学生、写了一本生活周记，也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卖出去二十六万册；接着，有人请我上电视主持节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这部电影还得过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也有人重金礼聘我替吉普车、乌龙茶、眼镜、烈酒、信用卡和一种腌渍得酸不溜丢的牛蒡丝等产品当代言人；背着人，我自己其实再清楚不过，这些浮光耀影、繁华缛丽的俗世声名、成就和利益绝非来自我个人的智慧、学养或努力，它们全是老漕帮倾力发动，运用各种势力、关系、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去换来的。而且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预付的版税”——祖宗家门儿上自帮朋大老和一百单八将，下至潜伏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里不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们都在引领翘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无形地催促胁迫着我写出这一部《城邦暴力团》，重新还原一个本该归属于他们的历史真相。
扮演所谓“媒体宠儿”、“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时日里，我几乎忘了曾经作过四次失败的尝试，分别写成了四个终至废弃不用的小说开场。然而对真正的书写工作来说，这段岁月就像任何一个胆敢假借创作之名、占世界一点小便宜的艺术家所曾经示范过的那样，并非全然浪掷。比方说，一位电视台的高级主管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种古老盘式录音带的机器，我才能够凭借着现场的交谈和声响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园荷塘小亭中发生的事件细节——我终于知道那些警车顶上的鸣笛灯号的确是在赵太初引吭长啸之际轰然震碎的。
再比方说，一个替广告公司看管片库的老荣民为我旁证了彭师父当年的挫折和愤懑。原来自一九六年起，台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顿市容、逐渐淘汰三轮车，一方面以每辆三到六千元的价格公开收购，另方面则辅导车夫转业开计程车，要不就从事其他劳动工作。有些车夫只肯接受辅导，或领取救济金，至于车辆，却宁可自行高价转卖给那些并不认为政府真会淘汰三轮车的新进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车夫集体勾串哄抬之下，一辆六七成新的三轮车可以叫价到新台币八千多。彭师父和片库那老荣民几乎是在同时上的当。片库那老荣民接着问我：“你那个什么师父后来做啥？”我说他卖了些金子买一把大关刀插在门口开武术馆。他说：“那他厉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有人会羡慕彭师父。
我认真想要以彭师父为主轴叙述《城邦暴力团》的念头之所以忽然出现，是在一个玄关上方悬挂着一辆三轮车、名唤“酷力”的迪斯科舞厅。那时距离我离开“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已经三年多，正确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号。我早已忘记背后一直有人在追杀着我。
当时有一家刚开始营运的有线电视频道准备请我主持一个可以环游世界的旅游节目。频道负责人很有诚意地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湘菜晚餐，就在他和另一位制作人分别离座打电话和上厕所的时刻，三个穿一身黑西装的年轻人围近餐桌，其中一个十分有礼貌地说：“请大春先生借一步说话。”我走了大约一百步，刚出餐厅大门的第一瞬间便给那十分有礼貌的家伙两指捏住了后颈。“很抱歉，竹联孝堂——有点要紧的任务。”
遗憾的是我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两秒钟（也许更久一点）之后，我后颈上的箍爪一松，三个年轻人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萎仆倒地，连犹如坠楼者屈体横陈的姿势都一模一样，我的后脊梁贴上来一只厚重温暖的巴掌，而底下的两条腿也猛可离了地——我这一整副身躯已经迎风向前疾速飘行着了。
“张哥变胖了！”孙小六说。
“你当上大厨了？”我盯着他那一身高帽围巾的装束，想笑，可一张嘴就吃风。
“没呢，二厨。”说时迟、那时快，孙小六“嗖”一声摘了帽子，一面加急推顶着我跑，一面低声道，“这回是‘花枝’亲自督阵，今晚非拿下张哥不可——要是拿不下来，‘二才’那边就要逼他们明天自动散伙。”
在抵达“酷力”之前，照我粗略的估算，孙小六身形过处，沿路顺手拔断了十四具公用电话，发暗器打灭了五处红绿灯，还放火烧掉三辆停放在骑楼底下的机车。我问他，这又何必？他说每一笔账都会算在附近孝堂的那些王八蛋身上，跟咱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说你这是毁损国家资产。他说张哥你还搞不清楚这世界上没有国家这种东西。我愣了一下。他在这个当儿就地一转身，肘尖抵住我腰眼、轻轻一顶，我们便进了“酷力”的大门。我说你这招顶着人兜风的本事万得福也会。他说这本来就是北平自然六合门的手眼身法步——当年他撞上叶启田杀人逃亡的那一天，万得福当街拦住他、一把扯到立体停车场躲枪战，在短短的那一程路上，他给偷偷学会的。我便是在这时抬头瞥见头顶上悬着一辆三轮车，玄关内侧的电动门随即向两旁退开，雷霆一般的摇滚乐节奏擂击着我的心脏，大厅中央舞池里一个乍闪乍灭的轮转灯球把不知是自发还是反射的光影劈打得支离破碎。我回头，趁自动门尚未全然关闭的刹那又瞥了那三轮车几眼，它是迪斯科世代因为看不见未来而摆布出来的复古场面，斑驳故壮丽，犹如供应漫不经心的观光客朝圣快门下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显像的废墟。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一个我失落已久的句子闪了出来——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彭子越远走山东拜师学艺一去一年又半，艺成不成没人知道，带回来个粉妆玉琢的大闺女倒是惊动了一胡同的街坊。众口争夸，那泰安姑娘模样儿俊俏，人也老实，只身骨看来略嫌单薄，怎么跟了彭子越却颇费疑猜。彭家两房三代二十几口人全是闷葫芦罐儿，谁问起姑娘出身来历，只说是亲戚。兴许也是怕起口舌，彭子越回家三天，便一个人搬出拐棒胡同，自往干面胡同与他那打光杆儿的娘舅同住。这一来落了形迹，又惹人闲话了大半年，有说那姑娘是船妓出身的，有说那姑娘是整编七十二师杨师长姨太太的，也有说那姑娘是个举目无亲的流亡学生的，无论怎么说，结论总一致：怎么看上彭子越的？真是。
彭子越游学归里，仍不见出息。原本的武馆不肯再容留，他只能跟着娘舅拉洋车。从东四牌楼到东单牌楼、从皇城根儿到地安门、从天坛到雍和宫。他自己无车不在行，更非俗称“四脚班子”——也就是类似人力车夫工会组织——的一员，仗着他娘舅在班子里算个“头把式”，十天倒有八天给安派一辆车、一条路线，干的是“替丁儿”，又名“挨诸葛”，全靠“四脚班子”大伙帮衬，分匀些活计让他混口饭吃。跑得一块钱车资，实拿八角，两毛归公，比起刚入行、随老车把式推车认路的“跑轮儿徒弟”要稍稍敷裕些个。
活该小人贱命还要碰上霉运消磨。九月二十四号这天，白日当空，街头突然宣布戒严，各处牌楼上的阔嘴喇叭呜呜乍响，路口凡有警察亭子的地方也时时可以听见哨声起落。不多时，打从前门起，绕皇城兜圈儿的几路电车全没了踪迹，倒有一列载着武装兵士的敞篷卡车自海淀方向开来，逢着大马路口便跳下一批荷枪实弹的队伍，人人瞠目游睛、四方胡乱扫视，仿佛随时要扑灰赶尘的模样儿——凶恶肃杀之中确乎还透着些无的放矢的仓皇气。
这是冀察绥靖公署派出的部队，据线报四出查捕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主持分子和间谍组织。行动发起不到两个钟头，也就是当天近午时分，便传出逮捕“高阶层潜附匪谍首谋”多人，其中赫然包括保定绥靖公署的设计委员余心清、情报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之、参议梁蔼然，以及三五个秘书、参谋之类的人物。
另一方面，出马协助冀察绥靖公署侦缉匪谍还有“保字号儿”里的人物，此人姓徐名亮，一向在京、沪一带协调帮会合作事宜，此番亲自北上，手下率领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辖下三十多名便服赤手的练家子。这一拨人马在此次任务之中负责捕拿的是另一批对象，其中有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科长董剑萍、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董肇筠、贝满女中教员田伯严、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孟宪功、电台主持人李政宣和一个神秘的江湖人物。这些人各司其职、所事亦异，却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是身怀绝世武功的高手，翻刀弄掌、飞檐走壁，无不精湛——尤其是那个神秘的江湖人物。此人来无影、去无踪，亦不立姓名字号，只知道董剑萍等六人早年都是此人门生，经其指点开悟，才成就了各人一身的武艺。究其实而言之，今番冀察绥靖公署之所以发动这么一桩规模空前的捕谍行动，据闻竟是“保字号儿”所授意。徐亮亲赴北平督阵，为的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