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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的举动瞒不了官文的耳目。他不敢明目张胆得罪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便使了一个法子，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谕旨很快下来，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过去一直带兵在前线打仗，对官场了无所知，又不熟悉本朝掌故，不知帮办军务一衔究竟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来信告诉九弟，不必疏谢。又解释说，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亦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朝以来亦无此等名目，以后公牍上都不要署此衔。曾国荃接到大哥这封信，犹如一点火星掉进油锅，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他恨官文不但要把他排挤出武昌，并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气得一剑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
吓得曾纪泽忙说：“九叔，隔墙有耳！”
“怕什么！”曾国荃怒斥侄儿，“老子早就想和他们干一场了。你给九叔我草拟一篇参折，也让他们知道曾九爷是不好欺侮的！”
曾纪泽的文章做得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有意识地读过不少名奏章，但自己独立拟稿，这还是第一次。他关起门来咬了几天笔杆子，冥思苦想，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奏，列举了官文几大罪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党遗孽。最后这一条虽证据不充分，但性质严重，便也加上去了。曾纪泽写好后，自己觉得有点惴惴不安，拿给九叔看。曾国荃却非常满意：“写得好！看来你这几年在父亲身边长进不小。就这样吧，叫文案房安排誊抄，明日拜发。”
“九叔，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且官居大学士，非一般人可比。为慎重起见，先抄一份送到济宁州，让父亲看看后再拜发如何？”
“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如不告诉他，今后即使有麻烦事，也省得牵连到他的头上，由我一人负责算了。”
奏疏拜发了。曾纪泽仍不放心，他自己誊抄一份，派人送往济宁州。
曾国荃这份弹劾大学士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和各省督抚中引起轩然大波。官文做官的诀窍，除先前彭玉麟所指出的不管实事外，还有一个，那便是善于笼络京官。京官地位重要，但俸禄并不高，因无地方实权，额外收入很少，全靠地方大员接济。官文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的联络。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的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不是两湖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只挣个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了个果威伯的美名。这便是官文的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一到武昌，便参劾总督的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的字样，触到了军机处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命兵部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老九的使气任性，办事孟浪，使他深为痛心。他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他提笔作函：
官秀峰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又给纪泽写了一封信，严责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疏，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一听，也觉得老九莽撞了。他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九帅作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了李鸿章的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荃扬官，但考虑到老九非官文的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了河防之策的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一封密保官文的奏折由济宁州发出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原拟的第二份参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不久，来武昌调查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京师，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都察院的御史上书，奏官文为肃党余孽事既不成立，曾国荃则为诬陷，例应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恃功傲物，打仗失败，应予惩治。慈禧太后对此事颇感为难。她既需要官文这样忠实的家奴，也需要曾国荃这样能斗的鹰犬。眼下捻军势力强大，国事未安，曾氏兄弟和湘淮军是她依赖的柱石。但官文无过受辱，朝野物议甚烈，不压一压曾国荃也难平众怒。她想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犹如当年曾国藩为杨健请入乡贤祠所得的结果一样。
这时，接替杨岳斌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词气亢厉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左宗棠正处在平回民之乱的前线，他这封奏折的分量，远胜他省督抚和都察院的御史。曾国藩密保官文的奏折此时也到了慈禧的手中。慈禧是个精明的人，她深知曾国藩不早不迟，恰好这时来封保官的折子，无疑是在为弟弟弥缝，希望这件事不要水火不容地闹下去。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很使慈禧欣慰。她想：倘若曾国藩和弟弟站在一边，坚决与官文为敌，那就更麻烦了；曾国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慈禧决定按督抚不和的处置成例来个和稀泥。于是将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调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因苏抚一职暂不能离开，遂调湖南巡抚李瀚章暂署湖督，由刘昆接替李瀚章。对曾国荃则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正当曾国藩为九弟平安度过险境，湖督一职落入湘淮军手中而欣喜的时候，赖文光、张宗禹趁着清廷官场这场内耗的大好时机，在禹州大败郭松林部，然后挥师北上，率领五万铁骑，轻而易举地突破由豫军守卫的朱仙镇至开封府一带的防线，昼夜急驰，挺进鲁西。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河防大计，一夜之间便付之东流。消息传来，曾国藩在济宁州一病不起。
八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账，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国藩执意拜发。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军势力仍很强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会安宁。自从僧格林沁死后，绿营、旗兵再没有一支部队可以独任此事，平捻，非湘淮军莫属。淮军五万精兵，天下无出其右，湘军陆师力量虽弱些，而两万长江水师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其实就是他和李鸿章的私家武装。因此，朝廷目前要完全抛开他是不可能的。就是起用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湘军水陆两支人马也不会服服帖帖听李鸿章的话，还得他点头才是。这便是曾国藩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所在。即使退一万步讲，朝廷绝情绝义，不顾后果将他开缺，他也不再留恋，立即挈眷回荷叶塘。他甚至后悔，早知有今日，不如当初打下金陵就与老九一起辞官回家为好。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女主，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她主持朝政已逾六年，比起“叔嫂合谋”的三年前来，显然要成熟多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