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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小翠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受谭康委托前来的郭光与霍书湘进行了一次会谈（他明明还是我的人，但GDL改制后一时愣是失去了直接的辖属关系，而且领谭康地工资已经有好几年了）。带来了南京上层一致的意见：原则上东北的事他们就不管了，给霍大大一个东北地区行署专员的大帽子，麻烦霍大大动地厅级以上官员时跟他们说一声，其余的请便吧。
因此谭康肯把东北让给霍书湘也不奇怪。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那里的局势。以他之能，无法也无意去突破那一层又一层地关系链。为那些边远的，与他没有多少实际干系的地区真正做些什么。
于是乎霍书湘成了东北王，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不到一周，他就把四○四局的心腹干将派驻到了各个地方，把工作搞了起来。谭康要求他动地厅级以上官员时打个招呼，结果这个招呼就天天没完，几乎成了每日必向谭康汇报的项目。这其中出了个笑话：谭康手下有个靠关系直升上来的新手秘书，对情况不太了解。人又比较机械，每天收集东北情况都看到有人落马，习惯下来便成了自然。一个月后地某天，霍书湘休假一天，东三省难得清净无事，他还专门打电话给霍大大问：“大人，有项数据怎么空着？我赶着给谭主席报呢——今天谁又下台了？”
这个笑话反映出了当时局势动荡之激烈程度：霍书湘上任第一天就把辽宁省副省长逼下了台，第二天又亲自带队抄了沈阳市长周稚斌的家。周家可是个远东知名的豪富大宅门，当场抄出装满了五辆大卡车的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纸币则多得连霍书湘都惊呆了三分钟，只得请来了三个储蓄所的十五台点钞机和二十五名工作人员来清点，最后把点钞机和工作人员都累趴下了一半。驱赶出来的家丁和女佣至少有三四百之多，蹲得一条街都是，哭号声响彻云霄——然而那只是开始。一周之后，霍书湘的人已把东三省市级以上的议会全部解散了，一把手换掉了三分之一。
这段时期，四○四局地特工们可过了把当官的瘾，随便一个小喽啰都能捞个县长、市长当当。与霍书湘同期进入四○四系统，被提都斯同期提拔的资格老些的则都安到了省级以上的位置上。谭康对他的招呼先还应上两声，秘书闹出那个笑话后，干脆任何反应都没有了。倒是我有些好奇，给郭光打电话聊天时随口问了一句。小淫贼回答说：“管什么管，先手有用么？已经麻木了。谭康说。就让姓霍的去折腾吧，反正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经过两个月的大清洗。霍书湘在两条线上取得了阶段性地成果。东北的政治舞台给这个拆台专家拆掉了一半，各地地正职领导基本被一扫而光，全换上了他的心腹。对警察队伍的大清洗更加彻底——与其说他把东三省警察统统清洗了一遍，改成了垂直领导云云，倒不如说四○四局整个把东三省的警察系统取而代之整体兼并了。一时间，国际“民运”组织大肆抨击霍某人在东北搞独裁专制，践踏民主。好在谭康预先已经给他发了一项“中央政府东北行署最高专员”的金字招牌，这个黑锅就由谭康和霍书湘二人去承担。暂时扣不到我头上来——虽然路人皆知其幕后老板是何许人也。
面对国际舆论的抨击，南京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装聋作哑地表示：“东北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活动猖獗，社会影响恶劣。在进行大规模社会治安整时，当然会对人民地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不便。但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决心，人民也都拥护政府彻底根治毒瘤的行动，所以不便干涉”，把矛盾又推给了霍书湘。而霍书湘就比他们猛多了。他的记者招待会只开了一次就再没有第二次——没人再敢来了。
在那次后无来者的记者招待会上，四○四局的特工当场就抓走了超过一半地记者，把剩下的一小半用胶木警棍乱棒打了出去。虽然这些人一向辱骂政府当局惯了，确实比较口臭，可霍书湘给他们安上“蛊惑民心，制造恐怖信息”的罪名也太离谱了点。而且第二天早晨九点就给三十八名记者下达了平均十五个月的有期徒刑判决书，可见讯问和审判都是连夜进行的，效率实在是高得惊人。只有一个叫斯特林的记者因与提都斯关系极好，得到了欧洲首脑兼霍书湘老领导地亲自关照而幸免遇难，只给关了一周就放了出来，从此改行做面包店老板。再不谈任何与新闻舆论有关的事了，一谈就要发疯。
如果说光拿大棒子往人的脑袋上轰，虽然能暂时打趴下几个愣头青，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制造出杂音尽消的平和假相，但那毕竟是短暂和表面的。霍书湘能稳坐四○四局长地位置那么多年，自然不是那种全靠发达四肢行事的莽夫。他等手下按部就班地把警察系统清理干净后，便开始进行名为“罪恶克星”的社会大清洗活动。针对的目标正是几个月前还最最风光的政坛新秀、GDL宿老和黑社会人士。而随着行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这三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
四○四局是秘密警察系统。虽然加上了“秘密”二字后变得非常不好听，一听就让人心生警惕和反感，但毕竟是政法一系地支脉。因此霍书湘的手下们办案也讲证据、讲程序，是依法办案。不过这个“依法”必须得打上引号——且不论细节争议，任何对局势有清醒认识的人都知道，没有真正依法办案的人能象他那样，在六个月内把东北盘根错节数十年的黑恶势力连根带泥完全拔掉。
霍书湘把议会解散了，警察系统清洗了，接下来立即以东北行署最高专员的名义发布了一部《反黑刑事诉讼法》。且不论前面的帽子，仅仅以刑事诉讼法而言，实际上是关系国家司法行政最紧要的法律规范之一，在司法圈子里被称为“小宪法”。这种东西的修改和重新定性可是举足轻重的大事，象霍大大那样生猛的在两个月内重起炉灶则简直是百年不遇。当然，既然前面有帽子，自然说明这个法应该只是对涉及“反黑”的部分才有效，其他的部分应该还是遵照原来的刑事诉讼法执行。然而霍大大把该法的涵盖面搞得太广了，以至于在随后的东北政法系统中心学习会上，黑龙江高级法院院长当众表示：“大家别费心思学什么新内容，分辨什么适用对象了。回头把原来的《刑诉法》丢了吧，整个换这个使。”
这部小宪法一出台，顿时间又是震撼全球，嘘声四起。连谭康都给我打来电话侧面表示了不满：“霍某某当真不象话，这么大的事。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牢骚归牢骚，谭康懂得打狗得看主人的道理。既然我稳如泰山。他牢骚两句也就没什么了，反正入他所说，再怎么闹也不关他地事，涉及不到他的切身利益。只是他手下地许多居心诡异的政客派系在报刊杂志上论证不休，声讨霍书湘越权违宪，擅自制定上位法。霍书湘的手下也不是好惹的，发动了东北宣传机关的大喇叭进行回应。你一句，我一句；你三讲。我八论——纠缠不休地打起了口水战。这种口水战一打，倒把真正恶劣的核心问题掩盖了过去。
在政客们的争论声中，东北大规模扫黑除恶行动从七四年八月初展开了。霍书湘的人大量动用秘密手段，办案方针是“秘密与公开相结合”，已经把公开二字丢到不重要地地方去了。给他们这么一折腾，把东北当作自家王朝的不良官员们突然发现，自己忽然间已无任何隐私可言。原本理论上只有天知地知的通讯、交际秘密和黑金来源、洗钱渠道都变成了一份份白纸黑字的材料。被冷笑着的警察摆在自己面前。此时听到的例行讯问开始语也不是原来的“你有XX权利……”，而是霍书湘统一制定地标准讯问语：“孙子，交代吧。”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事实：长达十多年的警察系统正规化建设完全白费了。十多年来连年下降，近年已接近于零的刑讯逼供率忽然直窜到了100％——如实交代也没用，进去了总有顿例行的打。如果试图顽抗。那就又好看了。
打黑行动才开始了一个星期，东北各地的警察局统一进行了讯问室隔音材料紧急改装工程。因为实际行动一开始，才发现那些终日饱食地贪官体内蕴藏的能量实在太大，每晚讯问时总会叫得花样百出。讯问者们可以戴上靶场耳塞暂避锋芒，但那种连续数小时不歇气的杀猪声总能传到一公里之外骚扰居民休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警察队伍的光辉形象都有极不利的影响。所以这笔改装费虽然完全在计划之外。却是不得不出血地。
这其中也有少数贪官在连续遭到证据打击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愧为人精。话说回来，智商低了，要在他们那些位置上混得久还真不容易。因此流氓议员们可以搅局，但基本都成不了大器，真正能犯大事的还是往年GDL多年培养的优秀干部们。例如这些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的精英中一个叫杜鹤松的，原本是辽宁财政厅厅长。他的材料足有半尺厚，涉案金额超过五个亿。因此他地案子抓得额外严格。由霍书湘亲自主持预审。谁知这家伙的心理素质实在是超好——在进来之前就早知道没好结果了，而且已经挨过两顿“记性打”，却还是一丝不芶地把自己的材料全部看了一遍。看完后他立即指出：“你们在捏造事实！其中超过四成的证据不足，是你们凭空臆测的——你们最多能给我定下五十万的问题！”
霍书湘等他看材料浪费了极宝贵的一下午时间，早已大不耐烦，闻言冷笑道：“杜厅长看得很仔细啊。”
“霍专员，无论你有多么势大权重，捏造事实这一项，哪怕只有一分钱——就可以粉碎你的全部指控。”杜鹤松冷笑道：“至于捏造五亿事实，企图陷害省级大员的问题，我的律师会直接向谭主席反映的。”
“不必你劳心了，你没有律师。”霍书湘懒洋洋地说：“不愧是法学经济学双料硕士出身，对以往的法律了解得很清楚。可是你完全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变化。自你被列入案侦对象之日起，你已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你是想把七天的刑事拘留时间拖过去是吗？出于同情，我必须劝告你放弃那样的希望。现在已经没有刑事拘留一说了，你可以仔细看看材料第一页的内容——现在叫‘收容审查’，时限一年。收审结束后十二小时后可再度收审。”
杜鹤松顿时色变，叫道：“你！”
“杜厅长，识时务者为俊杰。”霍书湘耸了耸肩，说：“你的老婆、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已经被收审了。我们知道你的小儿子并没有涉案，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而已。不过。在这个年头要想做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没有你们这样地家庭支撑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就找不出那个年轻人地问题？我们何必走到把他也拿进来收审又收审，反复收审个十年二十年的那一步呢？”
看不到人权和法律再能提供任何希望之后，霍书湘的对手们一一就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