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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今天就要我的答复，是怕我犹豫还是怕我回去告密？”
“都不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有其他要事。”牛宝军不能对他说自己可能被日本人盯上了。“同时，委员长也急等我复命呢。先生一举一动，关乎国家命运啊。相信先生有此慧眼，渡天下苍生于水火。”
“我真的是说不过你，你们军统要保证我的绝对安全。”
“这点请先生放心，我们会安排好的。”
李家为想，这样也好，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日后日本撤出中国呢？再有，军统的锄奸队厉害得很，用自己的情报换自己的一条命也值得，没有了命，还追随什么主义？活着才是最要紧的。
牛宝军也没有想到李家为如此爽快地答应为军统做事，而事先准备的李家为的乞降信也没有用上，不过，这东西还是要保存好。
牛宝军在玉梅和李太太回来之前就先行离开了，他想，不必亲自告诉玉梅，玉梅能感觉得到今天谈话的结果。
回程的路上，玉梅观察着李家为的表情，他没有眉头紧锁，倒是在投向自己的一瞥中，眼神深不可测。
玉梅想，李家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陈恳离开延安的时候，看见刚刚抵达革命圣地的青年们激动地从车下跳下来，他们在黄土地上打着滚，有的还亲吻着泥土。每个来延安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这里，他们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其实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未摆脱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命运。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后，尽管这里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的圣地。这里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因此，四面八方来了很多优秀的炎黄子孙，有学者、艺术家及知识青年数万人，延安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之地。
陈恳想继续留在这里，沐浴这里的清新空气。可是，组织上有新的安排——让他到敌占区的江南一带搜集情报。
好像一个战士终于可以披挂上阵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在新的战场上，他将会见到他心爱的人，所不同的是，那些刀枪旌旗，都是真的。
可是，他又怕了，他从不怕死，他只是怕他最爱的女人在他的身边倒下，鲜血从她的身上冒出来，他不敢也不愿面对这样的场景。他一向冷静自制，但若是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不确定还能不能面不改色，平静地离她而去。
他曾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他的所有一切都要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感情微不足道。可是，他也是人，也有感情。他想生出一双翅膀，立即飞到上海，他要用自己的胸膛帮她挡那些灾难，可是他又害怕面对她，因为他们相逢的地方不是在延安，而是在膏药旗飘扬的上海滩。
宝塔山在他的身后变得越来越小，那些爱国的青年们回家了，而他，将出征。
1940年4月底，日本陆相烟俊六下令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率部向中国的第五战区进行攻击。十一军在鄂北集结了第3、13、39三个师团，以及湘北的两个支队，再加上其他地区抽调过来的军队，共30万之众，再次向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准备给李宗仁一次报复性的重击，因为上一年，日军在这里吃过苦头。五战区的国军部队，约37个之多，分左、中、右三线布防。左翼，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中央为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右翼是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瓒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此外还有郭炽的江防军在长江以北守卫。
重庆，蒋介石的府邸。
最近，蒋介石常常沉默不语，内心的焦虑却写在脸上。家中伺候他的用人们也诚惶诚恐的，不知道责骂何时降临。
“狗杂种！不打到重庆他们是不罢休啊！”蒋介石在夫人面前骂起了日本人。
“都布置好了？”宋美龄问。
“你也知道，我们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军火、药品、粮食，我们哪样不缺？！”
“你不要着急，怒火攻心，保重身体啊，我再让子文想想办法。”
“万一重庆再沦陷，我何以对祖宗，何以对百姓？”
“尽人事，听天命。你不是常对我这么说的吗？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一定陪着你战死沙场。”
看着温柔但干练的夫人，蒋介石的心里好像大船的锚抛了下去，踏实多了。
第五战区的兵力配置还是相当强的，尤其是右翼的张自忠部，此人潇洒俊美，内心倔强，国人一度以汉奸来看待他，但是蒋介石却不这么看。自从张自忠一路艰辛从日伪统治区投奔蒋介石以来，他纳言敏行，坚决要求到抗日第一线去。试问一个汉奸会如此不惜命吗？不惜命又何必做汉奸呢？
自从张自忠到达部队以后，言必称死，和自己向来训导下属的“不成功则成仁”一样，充满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勇气。一个战士，没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可能打胜仗的。1937年11月，张自忠回到已编为第五十九军的原部队任军长。当天，他只对部下官兵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临沂大捷”让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有这样的铁军把守枣宜战场，蒋介石总算能睡得稍稍安稳些。
“夫人，有个好消息。李家为归顺。”
“强将手下无弱兵，派去上海的果然不是酒囊饭袋。”
“你的意思是说，国军中有不少都是酒囊饭袋吗？自从国父仙逝，这么一大摊子，真是不好弄啊。”
“夫君这么多年呕心沥血，民族工业刚刚有点起色，日本人又来了，只怪你当年没有重视黄炎培的提醒。”
“忠君之谏总是得不到好结果。”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蒋介石不由又念起了《诗经鸱鸮》。
“这是达令在去年2月的国民参政会上念过的吧？”
“我们还要忍耐。期待曙光的到来。”
这一天是1940年5月1日，蒋介石看了张自忠当日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的话，感触良多，命人将其抄录下来：“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张自忠作为有中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率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众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襄河西岸，而他自己亲率仅剩的两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
蒋介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觉得张自忠要用鲜血洗刷国人加给他的委屈。
二十一
上海滩，日本人、伪政府、军统、共方、黑帮，各股势力都有，不要说能在这里如鱼得水，就算能把命保下来也算是不容易的了。严斯亮总结一条经验：在战场上，越怕死的就越容易死，越不怕死的就越不容易死。
他现在就好像做上标记的一条金鱼，被放入金鱼缸，日本人要靠他找到特派员。他终于明白了，那天和特派员见面，日本人都知道了，只是当时并不确定，因此错失了抓他们的良机。因此，他要和组织断绝联系才能保护组织上的人。尽管这样做会让组织误认为他已经投敌了。
5月天气有些闷热，只有清晨的风透着一丝清凉，这让严斯亮能头脑清醒地思考一些问题。
鄂北战役又开始打了，他多想请命带一支部队在前线厮杀，排兵布阵，打得小鬼子们哭爹喊娘。虽然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开仗，通常都是失利，但是，喜峰口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刀队，以及1938年2～5月的武汉空战都让人无比兴奋。那一年，中国年轻的空军与日本空军展开了殊死激战，多次空战，连战皆捷。很多老百姓听到警报不是躲起来，而是爬上房顶，看画着太阳的日本飞机怎么折成两段，冒着黑烟，从天上倒栽下来。
他仿佛看到自己头戴绯弁冠，披着绛色的斗篷。风吹得战旗猎猎，斗篷翻飞，偶尔会露出里面青色的缎绣衮龙袍。战争就是血染征袍，战争就是大丈夫马革裹尸，为国捐躯，英名永存。
可是现在，这一切将和他失之交臂。他被日本人抓到，又被放了，这意味着他要用一生去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不能再和组织联系了，他不能用上级的安全作为验证自己能甩脱敌人跟踪的实验品。他不能！
他忽然想起了他的那个朋友：杜月笙手下的红人郑英杰。
杜月笙是上海三大青帮头子之一，他也是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有血性的中国人。在淞沪会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让严斯亮记忆犹新的是那好吃的大饼。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晋元团送去了20万个饼。
作为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如果说他募捐，把自己的住宅让出来作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都是在情理之中，那么他损毁了自己的几条大船就相当令人敬佩了。上海沦陷后，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国民政府决定封锁长江。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杜月笙和戴笠关系密切，他们共同创建了一支武装游击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郑英杰是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五个支队中第一支队的副司令。上海黑帮是任何势力都不敢小觑的一股力量，为什么不去投靠他们呢？严斯亮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感到兴奋，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严斯亮和郑英杰虽然交往不多，但却一见如故，分别多年，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他。
夜已深，李家为躺在床上，眼睛睁得滚圆，并无一丝睡意。方剑的话一遍遍在他脑海里回响。他想起日本人入侵中国以来，东三省、华北、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可是蒋介石却还在重庆指挥国军和日本人一次一次地在华中战场血拼，这样的精神的确令人钦佩。
蒋介石、汪精卫和自己，都在日本留过学，亲眼目睹日本的强盛和国民的团结。反观国内，一盘散沙，军阀连年混战，好不容易有了黄金十年，进行了一些基础工业和交通的规划建设，没想到日本人来了，一切全部停顿。
自从国父逝世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一个有军事实权，一个有党内人脉，他们俩是一山难容二虎，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情。他欣赏汪精卫的学识才干，汪精卫带一帮兄弟从重庆出逃的时候，自己远在香港，之后才跟随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