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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增加日本战争资源的腹地，因为只有日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才能威胁到苏联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同时阻止中国取得在东北的国防重工业资源。
在石原开始拟定满洲事变秘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关东军其它的将校，也在分别地进行夺取中国控制权的策略。一九二八年正是国民政府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护侨名义出兵山东，爆发极其凶残的济南惨案，虽然给予山东人民造成极大地损害，对于国民政府更是带来极大的威望打击，但是日本仍然无法阻止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因此田中决定利用军事支持与外交恫吓的手段，说服将当时东北军政负责人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退回东北，然后与日本人合作，搞一个完全亲日的东北“独立王国”，日本已经公开的警告国民政府的北伐军，绝对不得进入东北地区，而影响到日本在南满的权益。
3。4 刺杀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同时，日本政府也已经取得张作霖的口头同意，允许日本在东北全境有更多的筑路权力，以做为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东北，任何一条铁路只要有日本的资本，整个铁路以及沿线的各种资源、市场都将被日本人优先控制，日本还可以派军护路，移进侨民，因而形成日本的准殖民地，因此所谓日本的筑路权，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特许权）。但是当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却自作主张，决定刺杀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然后乘机由关东军发兵，直接的占领中国的东北。
在河本指挥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布置下，设计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皇姑屯车站爆炸案，虽然成功的刺杀了张作霖，却因东北军政首长的巧妙应变，一方面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方面内部又迅速与成功的推举张学良，出任东北军政的最高负责人。关东军的军力不足，计划又不够周延，没有攻占中国东北的作战相关安排，东北当局也没有因为张作霖的遇刺，而爆发东北的内战动乱，因此关东军占领东北的计划告失败。
而张作霖既是被日本暗杀的，张学良当然与日本人有着“杀父”之仇，也就拒绝承认张作霖与日本的口头密约，允许日本在东北进一步筑路与发展的权利。虽然在日本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学良却断然决定，与国民政府合作，使得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号令，张学良在此非常清楚地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关东军的鲁莽暗杀张作霖的行动，破坏了田中首相的控制中国东北利益的政治安排，也导致日本政府、中央军部与关东军之间高度的紧张，田中义一原本坚持要严惩关东军这种“叛变”与破坏国策的做法，连日皇裕仁都关切这场暗杀阴谋的调查，但是最后竟然是在军部少壮派军官的坚持下，请出陆军位阶极高的白川义则大将出面关说，田中只有让步，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给予河本行政处分而已。这个事件给了关东军一个教训，就是任何的夺取东北计划，一定要有充分与周密的准备，不能鲁莽行事。但是也给关东军很大的鼓励，那就是关东军在事实上，已经可以不必接受日本政府的节制，而可以自行决定行动。
此时关东军内部，在石原与板恒的合作之下，如何占领满蒙，已逐渐凝聚出共识。石原发现，并吞中国东北的计划，需要拉拢与利用一批中国的政客汉奸作为内应，因此特别延揽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加入“满洲事变”计划，形成侵略中国东北的“铁三角”，由花谷负责联络汉奸，培养内应以及制造事端。而石原与板恒更是经常来往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之间，交结同志，并且发表公开的言论，以煽动日本的民情，当时日本的强硬派军人与激进的民间团体，都把这两人视为改变日本历史命运发展的明日之星，他们的计划主张，都受到这些团体热烈的拥护与支持。
一九二九年，这些有志于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决定收编各个分散的团体，组织一个体制更大的同志会，以设法推动“昭和维新”的历史大业，这个日本少壮派军官的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一夕会”，组织成员包括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十七期的东条英机、二十一期的石原莞尔。这个少壮派军官结合的一夕会，在历史上实际主导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发展，而在当年，在裕仁日皇要求陆军省惩处主导暗杀张作霖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之时，就是一夕会成员软硬兼施地抵制，而让陆军省长官无计可施，最后河本只落得一个调职与不得晋升的“处分”而已，因此一夕会实际上已经控制军部的决策，在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下，关东军更是这个组织的“计划执行单位”。
3。5 流产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行动
在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满洲事变计划的同时，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在着手进行，如何在日本推动彻底地军国主义，如何以武力完成对满蒙的占领。一九三〇年日本军部在参谋本部作战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导下，组成所谓“五课长会议”，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协正隆，欧美课长度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共商拟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是日本中央军部研拟的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不过存在于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少壮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是，军部的少壮派主张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完成改造日本成为完全军国主义体制的运动，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样才不致于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苏等国的压力而退缩，让日本无法完成独占中国利益的历史覆辙。所以军部少壮派认为，关东军应该设法隐忍，等待国内的改造成功之后，才能在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这就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当时的“国内改造”派立场。
但是关东军少壮派则是认为，日本人民对于军国主义支持的狂热，仍嫌不足，同时军部高级将领以及元老重臣们，也不敢轻易地认可或是支持少壮派所发动的军事政变，最为难以拿捏的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此不如由关东军先在中国东北发动“发扬皇威”的军事行动，如此可以刺激日本朝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高级将领与元老重臣们，在“民气可用”的民粹主义压力之下，会因对外用武的成功，而改变其审慎的立场，转为支持国内建立完整的军国主义体制，这就是当时的“国外举事”派立场。虽然双方的行动方针顺序不同，但是最终的目标则是一致的，对外侵略中国与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决定，准备先以军事政变方式，推动他们的改造日本的政变计划。但是不出石原莞尔所料，日本高级将领在“师出无名”、民气支持不足、以及担心日皇不同意的多重考虑下，在最后一刻不肯支持政变的行动，因此造成三月政变的流产。当然也引起日皇与日本政府对于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企图，发生了戒心，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官，不得不暂时的有所收敛。
日本国内的政变既然胎死腹中，当然就轮到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来推动他们的“满洲事变”计划了。不过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认为三月流产政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局对于少壮派军官的强硬做法，仍然无法完全的认同；同时他们担心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在军力上以寡击众作战，风险较高，万一战事进展的不顺利，军部没有把握能够在必要时，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因为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当时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极其严重，根本没有能力负担沉重的战费，以及应付国际强权的外交压力。
所以日本军部的长官，企图设法说服关东军少壮派，延后一年发动“满洲事变”。而军部特别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将原先驻防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军力骨干，十六师团调回日本，改派第二师团（多门二郎）接替任务，并且在同年的八月一日，派遣“中国通”（曾任张作霖政治顾问）的本庄繁中将，出任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日本军部希望这样的调动，将会减低关东军兵、将之间的默契，而可以压制住关东军少壮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动。
3。6 关东军开始密谋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一直在设法透过外交与政治手段，来扩张它在中国东北的控制力量，外相币原同时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政当局，进行谈判，以取得日本人在东北兴建五条铁路的特权。但关东军却认为，日本惟有直接的以军事行动攻占中国东北，才能把中国东北建设成为日本国防与发展的生命线。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水源冲突，关东军利用机会强行介入，攻击中国农民，造成“万宝山事件”，日本军方要求中国退让，否则将会派兵维护其权益；几乎在同时，又爆发关东军间谍中村震太郎上尉，在东北境内违法进行军事侦察工作，被东北驻屯军逮捕并处决的“中村事件”。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为此感到万分的震怒，日本军方一再地扬言，假如中国东北当局，不能在中村事件上，给日本一个满意的交代，日本将会采取强烈的报复行动。日本的舆论更是来势汹汹的煽动民意，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力的行动，惩罚中国的“暴虐行径”。
而在本庄繁在八月一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在八月三日，日本陆军省特别邀请关东军、朝鲜军（林铳十郎）与台湾军（真崎甚三郎）司令官，举行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陆军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调派日本的十九与二十师团，进驻朝鲜半岛，以提高日军在海外应变的军力。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更利用机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大佐，进行了军事支持的联系。这种安排，就使得满洲事变发生之时，朝鲜军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动支持，关东军就不必担心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了。
这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石原、板垣与花谷共谋下，已经正式决定，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仍然认为直接发动满洲事变的军事作战，计划过于鲁莽，同时也担心苏联以及国际强权的干预，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强烈的不赞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进行特别的会商之后，拟定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关东军暂时等待与加强准备，假如外交方式无法在一年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关东军才能设法配合指令采取行动。为此，军部特别召回关东军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