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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令自卫还击，这样北大营守军才一面突围，一面开枪还击。大体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东山嘴子（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识），最后辗转进入山海关进行整补。
而当时在东北留守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荣臻，在事发之后，虽然设法立刻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取得联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的攻击事件，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日军攻击的真正意图，因此张学良初步的认为，这只是日军的演习挑衅而已，因此告诫荣臻，叫东北军绝对不可以开枪还击，以免给关东军制造军事冲突的借口。之后当荣臻发现，整个局势发展严重，日军这次的行动既不是挑衅，也不是演习，而是日军真正的军事占领之时，再设法请示张学良，但是电话已经被日军切断。
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假如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对日作战，东北军自当为前锋，否则目前可行的办法是，一为诉之国联，一为设法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张学良也将状况与结论立刻报告南京。问题是，当时蒋介石刚好离开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营，准备督导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作战（其实就算蒋介石当时坐镇南京，也不可能有什么紧急应对的办法），因此当蒋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他除了指示东北军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赶回南京处理这个历史的重大变局。
蒋介石在与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会商之后，以中国的局势危机四伏，日军甚至可能会借机发起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维持不抵抗的原则，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要求广州的国民政府，立刻派员与南京共商团结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九一八事变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强调在中日国力悬殊之下，国民必须逆来顺受，政府将设法在国际联盟中，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因此无论事前与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来应付日本关东军的挑衅，外交上则是诉之国联来主持公道。
总之，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之所以没有进行有组织性的抵抗，真正的原因，绝对不是如同谣言的说法或政客的批评，说因为当时的张学良，正在沉迷欢场女色，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而误了大局，同时也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指示而误事。在基本上是出于国民政府事前的政策选择，同时对日本军政情势判断发生的错误，因而造成历史悲剧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当时政府保持着消极与被动的不抵抗政策，影响到政府对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毫无应付事变的周延策略与准备，所以没有布署防御的部队，也没有设计应变的作战计划，当事变在仓促之间爆发之时，中国根本无法进行应有的应变。同时国民政府也误以为只要中国部队不抵抗，日本总不至于在连借口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公然地发动侵略3。何况当时日本政府，的确不赞成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甚至连日本军部也要压制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行动。
顺带应该要澄清的事实是，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的确由于年少得志，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比起当时的其它同级的军政人物，甚至党国大老们的表现，张学良并不算声名狼藉的。可是当时流传最广的错误印象，莫过于与汪精卫唱和的文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写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这类以讹传讹的宣传，只是纯粹为了羞辱张学良的“文斗”而已，毫无历史根据。因为根据所有的查证，名影星蝴蝶女士，事实上根本没有与张学良有过任何交往的记录，事变发生的当天与前后，蝴蝶更是在外地拍片未归，虽然当时朱家几位女子都是知名的美人，但是与张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朱五女士是张学良部属之妻，与张更没有任何的感情牵扯；只有赵一荻女士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而张、赵之间不是露水姻缘的男欢女爱，而是携手走过人生富贵与失意的真正情侣，他们最后在台湾完成正式的婚礼。假如说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艰巨挑战的，恐怕是他的体能问题，先前张学良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在紧要关头身体更难负荷重大决定的压力。但两年后他成功地把毒戒掉了。
5。8 东北军民浴血抗日
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东北共有三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事变发生之后，关东军可以说是按照预定的演习计划，在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状况下，一天之内就顺利攻占了辽宁大部分的地区，而接着吉林的代理主席熙洽向日军自动投降，日军在三天之内也就完成了对吉林的占领，至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区，早有汉奸张景惠作内应，只待苏联方面允许就可以接收，但是在日军企图攻占黑龙江省时，才正式遭到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
由于关东军一击成功占领辽宁，又有汉奸接应“接收”吉林与哈尔滨，面对进一步的控制黑龙江省，则因为关东军的兵力不足，以及参谋本部不同意出兵北满的压力，迫使关东军指使已经投降关东军的伪军张海鹏军阀，率兵进攻黑龙江，不料受到黑龙江的于兆麟部反击，并且联络马占山部队，烧毁了江桥铁路桥，击败了汉奸部队的进攻，关东军唯恐东北军抗日的英勇形象，会积极带动东北百姓的抗日风潮，使得关东军决定直接介入。
这时东北军第三旅的旅长马占山，已经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在击败伪军的进攻之后，决定继续坚守江桥，而关东军则决定出兵江桥，引发了关东军违抗参谋本部“临参命”的重大事故。结果马占山部在江桥奋勇迎战关东军，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一度造成关东军极大地震撼，迫使本庄繁只有动员关东军所有的部队参战，同时紧急向朝鲜军借兵助战，日军在十一月五日，对马占山发动前所未有的陆空联合攻势，日军猛攻了半个月，最后马占山在缺乏后援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后撤，但是却打响了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起义旗号，激动了中国人民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暴露出关东军并非无敌的“神话”。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变局，张学良当时唯一的军事布署，就是在辽西的锦州，设立了临时的军政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以及辽宁省政府行署，同时把留驻东北突围的部队集中锦州，张学良希望保有辽西，作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地，以及与关东军交涉的筹码。
这种布署当然立刻激怒了关东军，关东军在十月八日，不顾东京军部的反对，断然先以空军攻击锦州，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强行进攻。这些军事行动造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强悍侵略的反感，因为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是既无护侨的借口，也没有确保铁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显示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为。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只有为此再度发出四道临参命，以控制关东军企图占领锦州的行动，在临参命的压力之下（这回关东军不易为自己行动找到辩护的借口），关东军只有暂时停止进军，但是设法派遣投降日军的汉奸军阀部队，前后三次攻击锦州，但是都被东北守军所击败，因此关东军对于辽西的张学良据点，是几乎一筹莫展。但是到了十二月七日，日本政府与军部都进行全面的改组，新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决定支持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政方针，因此日本正式从本土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同时军部也同意了关东军攻占锦州的计划。
正当日军准备动员大军围攻锦州之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在空前的混乱与斗争之下，进行改组，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反蒋张的粤派人士孙科等人，主导国民政府的政局，并由反蒋、张最力的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虽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一连发出两道命令，叫张学良死守锦州，但是由于粤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挽回财政混乱的危机，又不能有效地掌控军队，与张学良的关系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张学良根本无意听从这个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所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其实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势力愿意接受这个国民政府的命令，就连上海的银行，也不敢接受它所发行的债卷）。
在关东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对锦州发动攻击之后，东北军只在外围进行局部的抵抗，张学良在确定粤派的南京政府，真的是无法也无力支持东北军抗日之后，于次年元月二日下令，东北军自动弃守辽西，因此日军轻取锦州，直逼山海关的华军防线。
日军既然顺利攻占锦州，又得到苏联方面不干预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立宣示，这时已经得到日本本土大幅增援的关东军，再度挥军北上，以优势的兵力，顺利地攻占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整个中国的东北，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完全地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不愿意成为日本奴役的东北军民，自动自发的组织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表现出中国人豪勇的民族气节。他们也开始惊醒全国同胞，中国人需要团结奋斗，以扭转可能亡国的考验。
附注：
＇3＇ 可惜这个想法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在近代史中，日本与俄罗斯两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但是连藉口都不需要有，而且还会一面侵略，一面否认。
第六章、弱国的奋斗与挣扎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中日两国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分水岭事件，由于日本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少壮派军人违抗命令，而且还逐步地认同他们为帝国开疆辟土所作的贡献，从此之后，日本演变成为一个由少数军人专政的国家，从此国家失去了民主、和平，最后换得了亡国的历史结局。
而中国却从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打击之下，开始逐步的觉醒。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受到这个危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死里求生的挣扎，从一个近乎完全破碎与衰亡的局面，开始凝聚出一点国家认同的元气，慢慢的独立进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十四年，最后是熬过历史的浩劫，获得了光荣的胜利。虽然中国的复兴立刻又受到英、苏、美强权的联手阴谋出卖的打击，但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之后，她已经走出历史的最低点，开始有了国家再生的能力。
6。1 中国分裂与衰弱而招来外患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一九三一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低迷的危机时刻（要不然关东军的这几个少壮派军官，也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侵略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国家，三个中央政府，十几个地方独立政府，以及边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实际上被外国幕后控制的局面。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区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几省的地区而已，从清朝中叶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更是到了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