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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斯大林的布局更是高人一等，竟然一方面默许日本关东军的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方面又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虽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会给苏联在远东地区造成战略上的极大压力，但是斯大林宁可牺牲这个局的战略利益，以换取中国与日本为此结下决战的历史情结，当然他也同时设法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方向。在一九三五年，苏联干脆把中东铁路的利益卖给日本、完全放弃在北满的利益与驻军，让日本能够完完全全控制满洲国，并可以放心南下侵略中国的中原，来换取日后日本与中国、美国之间的冲突。斯大林长期战略布局的狠毒，在当时的世界真是无人能及。
而美国一向主张列强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破坏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均衡，自然感到不满。美国起先寄望日本政府能够压制军部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日本制造满洲国之后，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的国务卿史丁生（Henry L。Stimson）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正式发表外交文件，指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且确立“不承认主义”（nonrecognition doctrine），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任何东北主权的改变。但是其它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绥靖主义迷漫的状况下，虽然不愿承认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但是也不敢得罪日本，都不愿公开支持美国的这项立场。这样缺乏国际正义的政治现实，不但造成中国只有单独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进行孤军奋战，最终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之危机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真可以说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大战争悲剧的起源，它是引导全球走向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亚强权的日本，从此逐步地沦为由军人来控制大政方针的国家，日皇与日本政府都逐步成为这些军阀的帮凶与傀儡。同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则开始复苏，逐渐地产生了巨大无比的能量，支撑中国完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近代中国复兴与国家认同发展之基础。西方国家因为没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做出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失去了防止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先机，最后让全球人类付出无法弥补的历史代价。
第九章、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9。1 关东军造成日本的亡国之祸
虽然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本身而言，并不是出于日本政府与军部的直接计划与指挥，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早就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关东军只不过是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提前掌握最佳的时机，来执行日本的大陆政策而已。
进一步的追溯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更可以清楚地得到结论，这是一个完全由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为，中国方面既没有破坏铁路、没有攻击日军、更没有伤害日侨，因此在整个事件之中，中国是完全的被侵略者。而苏联的袖手旁观，也是让九一八事变，发展成为历史划时代悲剧的主因之一（假如苏联为了保护它在东北亚的利益，而动以军事威慑的手段，那么关东军恐怕就会遭到日本军部的制裁了）。
对于中国来说，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侵略了她的东北，而日本国而言，则是关东军控制了日本的政局。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都对关东军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任其胡作非为，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政府与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的行动（甚至连至高无上的临参命都形同废纸），而由其少壮派军官实际接管军部、控制大政。这个由野心军人支配的政府，最后必然会使整个国家走上覆亡的道路。
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的情报分析的精确周密，以及行动计划的大胆果决，可以说是一个军事行动上的“杰作”，关东军掌握了东北国防近乎真空、指挥系统陷入瘫痪、作战准备与作战意志都缺乏的情报，而对中国东北进行果断的攻击；同使关东军能够利用贪生怕死，爱慕权利富贵之辈的人性弱点，引诱出一大群汉奸，附和一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得关东军在大部分的状况下，能够不战而胜而占领中国东北各地。关东军的快速与细密的军事行动，显示日军的训练良好、士气极佳，是一支现代化、强打击力的部队。
但是这也暴露出关东军的局限性，只知战术的运用，而妨碍了政略的布局，因为占领中国东北这个观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大事，竟然在没有政府全盘主导、规划下，就贸然的自行发动作战，假如关东军遭到苏联进行军第事干预，或是受到中国军队倾全力的浴血抵抗，那么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由于兵力的严重不足，又没有得到本土军力的支持，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重大军事冒进的失利。更为重要的是，关东军不了解对中国发动无理的侵略（尤其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刻），会刺激中国长远历史所孕育的民族生命力，因而爆发出团结抵抗的力量，虽然这个强韧的力量需要时间的发展与成长，但是这个中国的血肉长城最终拖垮了日本。
9。2 可以不宣战，但是不能不抵抗
检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我们要问的是，难道这个悲剧不能避免或是改变吗？以日本方面而言，在事变前夕，当时无论是日皇、政府或是军部，都已警觉到关东军的计划与野心，也曾经企图采取抑制的措施，但是由于决心的不够强烈，以及行动的不够果决而告失败。
因为假如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真的决心要想阻止关东军私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要维持日本是个体制正常的国家，那么就不应该仅是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到关东军进行疏导与压制，而是应由政府与军部上奏日皇，直接下达军令，将关东军少壮派的主事军官撤职或是调职回国，或是直接下令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他必须负起一切控制关东军行动的责任（没有奉到赦令前绝对不能发动军事攻击，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军事基本体制）。那么单就九一八事变的事件本身而言，应是可以避免爆发的，但是日本政府虽然知道野心的军人，已经布下危机四伏的局势，却仍然以低调处理，以至酿成历史大祸。
就中国方面而言，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假如对于日本的野心以及结构的运作，有着历史的洞见，以及能够采取面对历史危机的勇气与决心，中国仍然可能在九一八事变中，设法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甚至可以避免中日两国最终走上全面战争的危机之中。
虽然当时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在单纯的军力上，更不可能是日本强权的对手，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单独的军事行动，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领导人物，假如能够摒弃消极的心态，充分的掌握与运用积极抵抗的战略，仍然是有机会可以改变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结果。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当时并无法充分了解到事变的关键所在，是日本内部结构所面临的历史性危机，日本上下都陷入歧路彷徨的失控局面边缘，最后竟然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走上任由少壮派军官决定日本命运的危机深渊（当时连日本政府与军部，甚至日皇在内，也都没有料到这点）。蒋介石与张学良都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还不至于完全的被关东军“绑架”。关东军虽然是有意在东北制造事端，但是若是没有奉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应该不至于公然的侵略中国东北，所以严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给日军得到扩大冲突的借口。
9。3 不抵抗主义扩大了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的发展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竟根本约束不了关东军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不但无法避免战祸，反而引爆了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强烈的侵略凶性＇1＇，同时中国“和平”的表现，也没有办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历史是一向如此的无情，国际社会虽然会“同情”弱国，但是不愿“支持”无抵抗能力的弱国。
其实，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其原先真正的用意，应该只是约束东北军，在面对关东军的挑衅时，是尽量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以避免给关东军找到扩大事端的借口。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个名词不当的演绎与影响，而造成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完全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军事准备。而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根本不是军事挑衅，而是军事侵略与占领，在这种情形下，若还是继续的采取不抵抗主义，当然就会为中国带来了日本后续的侵略灾难，真是一念运作之差，造成无穷的后患。
因此假如在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得知东北危机酝酿与蔓延之前，就主动积极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重申不抵抗，那么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应该向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清楚地解释不抵抗主义的用意以及适用的范围，只是约束东北军，不要轻易地与关东军挑衅而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仍然必须要应该有万一面临侵略时，各种军事、政治与外交的应变准备。
张学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经得到事变迫在眼前的情报，因此张学良可以抢先将东北政府重要的财政储备与军事物资，全都调离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势力范围附近，运往黑龙江、辽西甚至是关内（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所有的财政储备与军事建设物资，几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时做好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与游击的作战准备（包括详细参谋作业的各种应战计划，以及游击作战基地的纵深布署），并且动员与组织民众，准备反制日本对于东北可能的侵略占领行动。
而在九月，张学良更可考虑抽调部分的东北军精锐，回防东北，这样就不至于在关东军发动攻击之时，轻易地让敌人大获全胜。国民政府也可以事先与各国磋商，日本对中国东北可能的侵略问题，会严重地妨碍到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各国政府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先与日本 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涉，这样可以增加日本政府与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约束能力。而在整编晋军与西北军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为由，调度一部分素质较优，民族主义较强的部队出关支持东北军对抗关东军。这样公开处理与应变，将会让关东军的阴谋行动完全曝光，也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与牵制。
9。4 历史的后见之明
假如当时的东北军有了积极的预防措施与应变计划，同时军政主管不抱消极的失败主义心理，而都能设法的恪尽职守，一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民，无论上下，早已有了应变与应战的准备，一方面能够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沈阳，进行军民一体合作的肉搏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