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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历史的悲剧是，中国方面越是委曲求全、百般迁就，国际社会越是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的凶焰就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步步进逼，直到迫使中国最终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挺身与日本进行一场强弱悬殊的自卫抗战。中国唯一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的意志，不畏失败与牺牲，一直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直是把经营满、蒙，视为一体的。因此关东军在导演设立满洲国之后，就把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当时为热河省），当成控制东北的战略必争之地。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在一九二一年，先侵略了中国的外蒙古，因此红军可以由蒙古高原南下，威胁到满洲国的左翼战略安全。因此关东军认为，只有同时控制热河高原，才能为满洲国，增加战略腹地的安全空间：日军一方面可以阻断中国经热河地带，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信道，一方面日军在此地区，居高临下的威胁华北的战略、政治与经济重镇北平与天津，以及为日本进一步制造“蒙古国”与“华北国”，建立发展的桥头堡。
10。1 东北义勇军的浴血反抗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关东军一手导演的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就已经公开地把热河地区划入满洲国的领土之中，这也等于日本公开的昭告全球，它下一步侵略中国的目标，必然就是热河。
而刚好在当年（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在热河东部又爆发了“石本权四郎事件”，石本是替关东军工作的雇员，带有关东军与热河军阀之间的联络任务，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旅途中，受到热河东部抗日民团的搜捕。此事件当然立刻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立刻兴师问罪，发动部队攻击热河东部的朝阳，并且使用空军飞机轰炸主要的热河城镇，关东军大有立刻准备进军热河的姿态，整个华北局势也随之告急。
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要想进一步的侵略热河，还是遭到实际的困难考验，首先日本要先能控制住整个东北的局势。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的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民族主义的反抗，自从马占山率部反击日军后，东北人民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汉奸与奴才，开始自动自发的组织各种各式的义勇军，运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反抗日本。满洲国成立之时起，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更是风起云涌般的发展，在整个中国东北，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都有抗日浴血作战。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最为强大的时刻，当时接受指挥与支持的义勇军团体就有四十九个之多，总人数约在三十多万人左右。
虽然这些抗日义勇军，多半互不统属，更无现代化作战的装备与训练，但是他们只是凭借一腔爱国的热血，抱持绝对不愿接受异国统治的决心，就这样自动自发的组织起来，反抗当时世界级的强权；他们不但在乡间发动游击作战，更几度围攻沈阳、长春、通化、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主要军政中心，也经常切断南满以及其它的主要铁路干线，当时觉醒与愤怒的中国人民，没有袖手旁观而让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他们竭尽所能地慷慨捐输，也同时不断利用机会传播中国民族主义，使得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开始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之中发芽生长。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立场比较亲华的首相犬养毅，竟然被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在首相官邸加以刺杀，造成日本统治阶层的震惊。从此以后的日本政府领袖，无人再敢设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运作，使得日本正式的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当时日本的元老重臣感到事态发展严重，因此在协商之后，决定奏请日皇，召日本海军宿将斋藤宾组阁，当时日本元老重臣的构想是，日本已经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军事发展，因此需要由军方将领组阁，以对抗各种内外的压力，而选择海军将领担任首相，也是希望利用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能够牵制逐渐失控的陆军力量。
虽然关东军自己发动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令日本军国主义大为振奋，但是由于关东军一再的抗命自重，已经造成日皇裕仁的不满，以及军部与政府的不安，加上本庄繁虽然统领了大量增援的日军，但是却无法迅速、有效的压制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发展，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面临陷入泥沼战的危机。因此在日皇裕仁的指示下，日本新政府与军部协商，决定改组关东军，一方面要控制关东军那种目无军令的强悍作风，以免政策稍有不合关东军构想的地方，就会遭到关东军断然反抗，不是先斩后奏的准兵变行动，就是发动刺杀与政变的自杀式行动；一方面更是要增加与强化关东军的作战能力，以期迅速的平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抗，并为可能的日俄军事冲突，进行战略准备。
10。2 关东军改组后武藤信义出任司令官
在日本政府与军方共同协商之后，由日本军部奉日皇之令，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下令改组关东军司令部，加强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直接控制，同时把经略满洲国的所有军事、行政与经济大权，都直接付与关东军司令部掌控，并且撤换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而该派在日军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赖的武藤信义大将，出任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这时关东军所控制的部队，已经多达五个师团与两个旅团，加上各种特种部队以及空军，占日本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军事力量，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国外驻军行动，自然也消耗日本极大的国力。武藤信义不愧是日军的王牌将领，他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开始全力集中运用优势兵力，以强势的火力与新式的战技，加上残忍绝伦的屠杀手法，在满洲国中，实施先南后北，有秩序与方略的扫荡作战，因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非常沉重的打击，由于义勇军在没有一致的指挥系统，没有补给的后勤网络，更又没有足以攻坚的火力，以及现代化的作战技能（东北的义勇军也不了解全民总体战的运作方式），当然不是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对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武器枪弹用完，人员死伤惨重的状况下，逐一地被日军击败，而有少部分退到苏联所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然后辗转的经由新疆等地回国，继续的参与抗日。
然而武藤信义发现，关东军要想完全肃清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就要封锁中国关内经过热河以及山海关支持东北义勇军后勤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藤就下令关东军，始把作战目标锁定热河。
10。3 中国再度爆发内讧
反观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正在进行统一工作的国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个超级的政治风暴冲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正苦于内战的分裂，以及财政的耗竭，哪里能够有力量迎战日本这个世界一等强权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给予各地割据力量一个反抗中央非常有利的借口，就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统一的作战，而将力量转用于抗日。
不过以事实而言，这个口号非常的动听，但是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假如中国基本的分裂与山头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共同与互信的国家共识，以及统一的军政与军令系统，她是不可能进行全面性作战的，而只是一个混杂拼凑的“乌合之众”而已，经不起现代化作战的严厉考验。因此，要想抗日的前题是加速统一，而非停止统一而接受各山头的拼凑组合。
事实上，当时中国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领导四分五裂的中国，来对抗日本，粤派的国民政府，当家才不到一个半月，又得不到各个派系的支持，差点没把整个国家给搞垮，在一二八事变的危机压力之下，只有紧急把烫手山芋，再度的丢还给蒋介石。蒋介石一面设法勉强与日本达成上海停战协议，一面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仍然有许多派系拒绝参加）以重新组成政府的领导阶层。结果是邀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由蒋、汪合作，共同设法面对日本的侵略。
由于国际社会无力主持正义与和平，西方强权更是抱持着怯战与畏战的心理，因此根本无法牵制与约束日本对于中国一再的侵略，而连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东京军部的脸色行事，所以国民政府企图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来维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当时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是处在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对日本的侵略，只有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无法阻止日本的扩大侵略，交涉也无法达到合理的解决，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长中日决战的时间，能够给与中国多一些抗日的准备机会。
10。4 张学良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处境
而当时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热河压力的，还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张学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会被关东军控制，而直接占领东北。因为张学良原先一直认为，只要中国能够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在东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让步，日本政府终于能够约束关东军，而把东北的主权还给中国，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设法与日本政府接触，同时尽量地不要刺激关东军，避免给关东军有生事拖延的借口，直到犬养毅首相被刺之后，张学良才清楚地认识到，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主导日本的大政方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不可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张学良等待日本局势澄清之时，政治现实的压力，由如排山倒海般的涌到，东北军失去了发展的根据地，立刻就陷入危机四伏的处境，少了东北的资源，张学良就没有足够的粮饷来支持他所统御的部队，这就成为华北军政局势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而东北军正处在晋军与西北军夹击的危局之间，这两支华北在地的部队，不会忘记东北军入关而结束了他们反抗国民政府的“历史大业”，现在轮到他们等机会收拾东北军了。因此张学良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持华北军政力量的平衡，稍有不慎，整个东北军立刻就会粉身碎骨的葬身在华北。
而同时张学良又不能不增加开支，来照应流亡在华北的东北军、政部属以及青年学生，当时单是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青年，就多达数万人（东北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临时大学），这些经费的主要开支，全靠“少帅”去设法张罗。张学良又幕后主持与支持在北平设立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部”，以支持、照顾在东北旧部的抗日活动（这些工作都必须由张设法拨出经费与人员来维持）。
这时候，与张学良有着新仇与旧恨的汪精卫，开始利用机会对张展开报复。因为汪精卫不会忘记少帅的派兵入关，打破了他一手策划的“扩大会议派”反蒋的大计，汪更不会接纳一个地方军阀的儿子，竟然一夜之间，越过自己等党国大老，而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汪精卫于是企图安排自己的人马，插手支持东北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当然被张学良识破而一口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