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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欧美各国已经担心，假如继续放任日本侵略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得日本独霸东亚，而妨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对于宋子文的到访，都给与相当礼遇的接待。宋子文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棉、麦贷款五千万美元，以及英国退回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协助中国修建粤汉铁路，以连接华南与华中的交通。国联也开始派遣一些经济、科技与农业的专家来到中国，协助中国进行工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复兴与现代化，就此开始露出一线曙光。
13。1 日本天羽声明的蛮横立场
不但如此，就连德国、意大利也愿意提供军事顾问、出售飞机以及武器、装备给中国，以协助中国提升战力，甚至连苏联也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军事互访。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对于日本对华的不断侵略，都有相当的反感，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开始有些认识，当时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落后、封闭与濒于瓦解的国家，而是一个极力挣扎奋斗、追求进步与现代化的国家。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浴血作战表现，也从口头的同情，逐步发展到外交的支持与间接的军、经协助。
中国的奋励图强，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对她认同与友善的态度，使得她在国力与军力上，开始快速的提升，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它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以夷制夷”之策，企图引进国际社会的力量，来抵消日本的独霸中国企图。因此日本立刻展现霸权的蛮横嘴脸，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承外相广田弘毅的命令，悍然的发表干涉中国主权的“天羽声明”。
天羽声明中明白的指出，日本对中国有特殊的关系，同时维护东亚的秩序与和平，乃是日本的使命，因此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来往，绝对不能影响日本在中国的支配性利益，否则日本政府有权加以抵制与反击；各国若是给予中国军、经援助与借款，日本政府必定加以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声明，根本就是把中国当成其保护国看待。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纯粹显示出日本强横霸道的野心，等于毫无法理原则的宣布“中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公然要求国际社会同意，任由日本来宰割中国。
天羽声明可以说是完全地违背国际的外交惯例与立场，展现出日本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强横作风，根本就把中国当成它的保护国看待。国民政府当然对此事件发表严厉的反驳。中国国民政府理直气壮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与世界任何国家平等互惠来往的权利，日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更是在江西前线，对军队发表演说，采取更为有力的回应，蒋介石誓在十年之内，击败日本，不但收复东北，还要包括台湾。
日本的天羽声明，同样的激起国际社会更多的不满与反弹，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既非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当然有权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交往，日本绝对无权独占中国的利益。面对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为，开始采取更为明显的对抗态度。
日本在发表天羽声明之后，立刻对于华北的各个军政势力，进行威胁利诱的工作。无论是河北的于学忠，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察哈尔的宋哲元，都先后受到日本极大压力。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季，华北大有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之危机。这时候，黄郛以华北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在各种议题之中，成功的与日本周旋，缓和日本种种的挑衅，并且疏导华北各个地方山头的分离力量。由于黄郛手上并无一兵一卒的直接军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化解矛盾，与为中国争取宝贵的时间。
13。2 最后关头的抵抗心声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经过五次的动用兵力，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完成对与江西南部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共产党苏区的攻战，接着中央军尾随红军的“长征”，而正式进入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这是自从民初袁世凯时代以来，中央政府的军力首次进入大西南的腹地，这也是蒋介石的抗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所在。蒋既然在军事与政治上，有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当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更为接近一个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就更有实力来控制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对抗日本侵略的压力了。
因此虽然日本在华北，积极的推动分离运动，但是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非吴下阿盟的衰弱状况了。因此蒋介石在十月中旬，亲自飞往华北各省，主动与华北各个地方势力的领袖会晤，并且特别派遣参谋次长熊斌，携带中央的抗日战略计划，告知华北各军的领袖们，中央绝对有抗日的决心与计划。幸而在此时，山西的阎锡山，立场表现得相当坚定，在他强力支持中央的立场下，配合国民政府的实力增加，终于稳住了华北的局势。
接着南京中央，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的五全大会，进一步邀请华北与华南的地方势力领袖参加。国民政府展现了新的军政团结势力，大会相当成功统和了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抗日意见，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大会上，代表国民党的中央，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对日政策演说。
蒋介石在演说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假如中国真的被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中国绝对会不惜代价抵抗到底。这是自从清朝以来，中国的领导人，最为公开与最为正式的表达了中国在必要时，会对日本毫无止境的侵略，进行作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得中国动摇的人心以及分裂的派系，开始出现了凝聚的力量。蒋介石清楚的指出，假如日本人的侵略与欺凌，真的要逼中国忍无可忍，中国人会在最后关头到临之时，拼了全民族的生命，也要与日本人进行历史决战。
事实上，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作风，在国际社会中已经面临遭到孤立的危机，同时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自己在中国步步的侵略，迟早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反制，所以日本悍然的先片面废除华盛顿公约的海军造舰限制，以及积极地在东北与内蒙建立战略腹地，都是准备进行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布署。日本对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华北分离运动，接近功败垂成，感到万分的恼火，于是决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动采取怀柔的姿态，减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弹，一方面决定由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出面，以军事力量的恫吓，来推动华北自治方案，先将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与中央分离，在推动华北山头的自治与独立。
这时候，日本人确定黄郛无意接受日本的操纵，因此日本人决定与他摊牌，而黄郛则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身心俱疲，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养病为由，离开北平任所，之后就拒绝回任，只留下何应钦在北平，通协华北各个地方的力量，而与日军周旋。
一九三五年的年初，日本表面上对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动进行一系列的和缓外交，使得中日之间，一时出现了罕见的对话与接触，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和战的两面手法运用而已。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发表中日亲善的演说，广田竟然公开的指出，日本今后将不会再以武力威胁中国了。二月一日，蒋介石则透过属下的名义，发表了《敌乎？友乎？》的历史性重要文件，全面的检讨中日之间的问题、歧异，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在最后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相互的谅解与合作，日方相当重视这篇文章所代表的立场，外表的反应是相当的友善。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进一步的颁布“敦睦中日邦交”命令，压制中国境内各种民间的排日组织与活动。日本外相广田更在三月一日，发表演说，愿意与国民政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全面的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五月七日，中日决定提升双方的外交来往等级，建立大使级的关系，并且进行改善中日关系的历史谈判任务。这些的外交活动，在表面上，给中日之间带来和缓的气氛，事实上，日本并未停止或是减缓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13。3 何梅承诺与秦土协定
正当中、日藉着外交管道，开始协商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与危机之时，日本政府同时通过了军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恫吓的政策，并决定同时在河北与察哈尔动手：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负责在河北寻衅，关东军则负责在察哈尔制造事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天津武官高桥，利用两名亲日的华文报纸社长，于五月三日在天津被刺杀事件，对北平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发出严厉的通牒，日本称这个事件为“河北事件”＇1＇。日本驻屯军竟然无理的指出，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在河北地区，进行各种反日的不友好行动，才发生这样的暗杀行动。因此日军提出了干涉国民政府在河北地区主权的无理要求，包括要撤换河北生长于学忠以及其它反日的地方行政首长的职务、关闭国民党在河北的党部以及国民政府的情治机关，同时将中央军调离河北。日本的目的就是把河北脱离国民政府的军政管辖，而达成河北的特殊化。
日本天津驻屯军少壮派军官的这项行动，当然得到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的支持，在交涉期间，不但天津的驻屯军举行军事演习的示威，关东军也动员了三军的部队，在渤海与山海关一带进行演习，一时之间，大有不惜对华北动武的架势，日本好象完全地忘记了日本政府不对中国实施武力威胁的“最新保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日方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在面对如此重大压力之下，既然了解中央无法在此时与日本进行决裂的作战对抗，只有建议国民政府对日方压力进行让步。六月十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对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实在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授权何应钦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满足日本的各项要求，何应钦在当天下午通知高桥，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要求，将完全的照办。
不过蒋介石指示何应钦，不能以文字协定而留下记录（这会产生国内更大的政争），只能在口头上，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何应钦在六月十一日以简短的文字，告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华北军政当局同意日本的各项要求，不料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却擅作主张，竟然自己拟定了文件，加上更多的无理要求，称之为“觉书”，由高桥带给何应钦，要求何签字盖章。这个做法当然遭到何应钦的拒绝，何并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同意他拒签的立场。何应钦为了避免受到日本继续的施压，于十三日离开北平南下，国民政府则动员部队在河南与陇海线待命。
此时中日在华北的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东京的军部，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对于日本只以军事威胁的姿态，就能迫使中国在河北作出如此的让步，感到满意，因此下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