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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见好就收，不得再借题发挥。梅津于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布声明，宣称“河北事件”结束。日方称中国对日本要求的让步为“何梅协定”。不过事实上是没有这个协定的文件，只有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口头承诺2。
正当日本驻屯军刚在河北“压何”得逞之际，关东军则在六月十一日，借口在察哈尔张家口地区的中国守军，检查日军人员证件而发生冲突，又采取军事的高压的恫吓，要求驻扎在察哈尔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部，向日军谢罪道歉，同时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察哈尔长城以北地区，日方将此事件称为“张北事件”。此时日本突然“又”决定，此一地区的大部分面积“应是”满洲国的领土，同时日本准备支持蒙古人在这个地区搞独立，所以急于占领这个地区。在日本关东军以军事威胁的高压下，国民政府最后也只有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将察哈尔省长宋哲元调到河北接替东北军，并且由宋哲元的部属秦德纯出面，与关东军旅团长的土肥原贤二，在六月二十七日，签下所谓的“秦土协定”：中国方面同意撤退在察哈尔大部分地区的西北军，以及关闭国民政府在当地的党政机构，也就是等于把察哈尔北部让给日本来导演“蒙古国”的发展。
日本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利用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对华北发动军事威胁，一举的得到了“何梅（口头承诺）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样在何梅承诺中，日本强迫中央与东北军的力量退出河北省，以方便河北与国民政府分离。在秦土协定中，日本等于控制了长城以北内蒙地区，以利制造蒙古国的登场。这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驻在察哈尔的西北军调进河北接防东北军，把晋军的傅作义部，调往绥远地区，在内蒙的军政重镇百灵庙，进行诱敌深入的战略部署。
接着日本冈田启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利用日本在河北与察哈尔对中国交涉的“成就”，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方针：
一、是由外、海、陆三省联席拟定的“对支政策”，内容包括了外相广田的三个主要原则，一、中日亲善，也就是中国停止排日，不得与其它国家结盟。二、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给与日本在中国各种的经济发展特权。三、是中日共同防共，日本利用防共成为干涉中国内政与外交的重要借口。这个“广田三原则”，就成为日本对中国外交侵略的方针。
二、就是由陆相川岛义一所提出的“鼓励北支自主案”，下令日本驻华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充分利用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作为基础，全力推动华北五省自治，以彻底消除华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向心力。
这时日军对于河北的分离，几乎已经是志在必得，在中央军领导人何应钦离北平南下，中央军与东北军也相继的依照何梅承诺撤离河北，河北就出现力量真空状态，日本当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对刚接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施加压力，希望宋哲元能够同意日本人的政治设计，宣布河北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宋哲元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之下，实在是难以应付（当时土土肥原几乎每天几次的找宋哲元施压），宋只有一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要求南京赶快派出军政大员，北上处理日方的压力，否则他与二十九军将难以独立承担河北的局面。一时之间，宋哲元可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河北独立自治的谣言，已经成为日本每天预报的政治新闻。
13。4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缓冲组织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感到河北的事态非常的严重，国民政府在几经商量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派遣何应钦再度北上，与日本方面周旋，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撤销军委会北平军分会的组织，以减低日本的压力，同时授权何应钦全权处理与日本的交涉，并且同意由宋哲元出任河北的军政负责人。
何应钦实在是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但是在国民政府无人可派的状况下，只有再度勉强上任。正当此时，日本方面又重施故伎的动员关东军与驻屯军，在长城沿线进行扩大军事演习，摆出一幅逼宫架势，同时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再度出马，对宋哲元等人，一再的进行游说，并且摆出高压，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发表华北自治的意见，使得华北再一次面临分离的危机。
幸而此时何应钦赶到北平，宋哲元则以生病为由，把与日本交涉的重任，推给了何，土肥原眼见暂时无法逼宋哲元就范，只有拉拢殷汝耕等汉奸政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划为停战地区的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河北局部“自治”的第一步。这是日本在关内地区所导演与掌控的第一个汉奸傀儡组织，并作为日本建立华北国的地区试点。
重返北平的何应钦面对这种状况，在与西北军将领和地方军政领袖反复协商之后，终于决定创设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特殊组织，来统领河北与察哈尔的军政事务，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取法国民党两广派与南京分裂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名称与架构，以敷衍日本要求河北分离的压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运作上，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由宋哲元出任委员长，政务委员会包括西北军，以及地方军政领导人，当然也有亲日的汉奸。何、宋的这个政治妥协设计，于十二月十一日回报南京，得到国民政府勉强同意。而在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没有真正动员作战的准备与决心，一方面也是受到英美等国的外交强烈压力，因此日政府虽然不满意河北没有正式的独立自治，但是还算可以接受河北与察哈尔已经特殊化的发展。而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从这个政务委员会下手，以推动华北的分离运动。总之，日本的策略，就是非要把河北与察哈尔从中国分裂出来不可。
13。5 日本导演的蒙古国登场
日本在企图制造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分裂的时候，也开始同步推动“蒙古国”的建立。因为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分列满蒙是侵略中国的基础，日本既然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并且于次年建立了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满洲国，对于如何控制蒙古，也必然会积极的开始行动。
事实上，苏联已经早先几步，在清朝末年就开始在外蒙古地区，大搞亲俄的政治分离运动，造成外蒙古在一九一二年，曾经一度宣布从中国分离，随后又在北京政府软硬兼施的。作下，回归中国。但是到了苏联共产党掌权之后，借口追击白俄政权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接着在一九二一年，苏联乘着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状况之下，干脆主导外蒙古傀儡政权宣布独立，当时中国根本就在奄奄一息的状况，那里有能力管到外蒙古的局势变化，只有采取拒绝面对事实的不承认立场。
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担心苏联会从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临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所以日本军部指定关东军应该以满洲国为基地，负责运作、控制内蒙古。而原来在所谓“满洲国”的西部地区，就包含不少的蒙古部族，所以关东军就将他们组织起来，向西发展，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更是扩大包罗了蒙古的其它各部族，更为日本将设立蒙古国傀儡政权而铺路。
当时在内蒙地区，包含了蒙部五十三旗，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藩部领土，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国的号令，与汉人和平相处长达三百年。但是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衰弱与分裂，以及后来外蒙古的被俄国控制，都影响到他们的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当时在这些蒙古的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发展的野心。他眼看外蒙古“独立”，满洲国的分离，处处都证明中国已经处在衰弱与分裂的状态，所以他决定把握机会，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方面与日本关东军接触，以取得奥援，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谈判，要求建立自治的蒙古政治实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安抚德王的要求，给予内蒙部族高度的自治。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在内蒙的军政中心百灵庙，设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由德王出任秘书长，这个机构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还是不够。他受到日本威胁利诱的影响，决定依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德王绝对没有想到，日本之所以支持他建国，其实只是日本执行侵略中国之大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征服满蒙），蒙古国如同满洲国一样，只是傀儡而已。
在关东军攻占热河之后，它就经常的越过察哈尔的边界，继续扩张“满洲过”的领土。察哈尔的多伦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因此关东军擅自决定在多伦成立了侵略蒙古的据点，好在内蒙积极进行各种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不过由于蒙古大部分的部族，已经与中国建立长达几百年的深厚关系，对于日本的拉拢与胁迫，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在推动蒙古分离运动上，得不到太多的效果。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介入，并且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傀儡人选。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伙同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当然这个内蒙军政府实际的军政运作，则是由日本关东军负责控制。但由于德王所控制的领土，局限于内蒙的东部，而内蒙西部的各个蒙古部族，仍然心向中国，因此他们决定摆脱德王的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绥远百灵庙另行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下可激怒了关东军，因此德王决定派遣军队，在日军的支持下，入侵绥远，并其准备攻占百灵庙，以建立包括了全内蒙的蒙古国。
这样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成绩”是，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大部分地区，与特殊化了部分的华北。在这些地方，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千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与日本对抗下去吗？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外蒙古早已被苏联控制，新疆也在苏联支配的势力范围，西藏则是由英国在暗中经营。就是在中原地区，也分裂成三个不同政令的政治实体，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与西南政务委员会。另外还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半独立状态的省机构，形式上遥奉国民政府的号令，事实上，所有的军政运作，都是由其军事首长掌控，有如唐朝末年时代，各个拥有兵权的节度使，形式上拥有唐朝政府的名号，其实却是独立拥兵的“藩镇”。内部四分五裂、外有强邻侵略，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