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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而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国共战争中，居于胜算的优势，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决定完全采取军事手段，来歼灭中共的红军。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主动与国民党接触之下，蒋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国民党的陈立夫与张冲，负责与中共与国际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接触与谈判3，只是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不肯松口，并且在军事的追缴上，也不肯放松压力。当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样不对外承认，他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合作的谈判。因此让外界一直以为，蒋介石是个冥顽不灵的人物，非要完全消灭中共，独揽大权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
在陈立夫、周恩来、潘汉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协商中，蒋介石既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他当然开出强硬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的立国政纲，服从蒋介石的军委会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为，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国中之国的政治组织，改变红军的编制，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阵营，这种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非常的难以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及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导的专政体制，因此双方谈判的进展，相当的缓慢。不过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进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在渡河进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陕西之后，兵力只剩三万多人而已，并完全困在陕西的北部。红军粮弹不济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迫使中共最后只有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和谈立场，国共在南京的合作谈判，其实在当年十二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陕北红军基地进行最后的确认。正在此时，却突然爆发了由东北军主导的西安事变。
17。3 东北军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出了蒋介石自己亲手训练栽培的中央军之外，对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忠诚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张学良有着一种强烈爱国的理想主义思想，以及对日本侵略与压迫的反弹精神，因此才使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的历史决定上，完全放弃军阀势力的利益考量，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因而减少了中国内战的代价。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蒋介石（其实是为全中国）背上“不抵抗”的历史罪名，而在热河之战中，郑学良一句话就放弃全国第二大军政势力的领导位子，以减轻蒋介石政治责任，更是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大局的顾全。当然蒋介石也为张学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就是加深国民党中两广军政势力的误解，反蒋倒张成为一体的两面。
由与东北军的团结力量历久不衰，日本视东北军为威胁满洲国的眼中钉，因此在塘沽协定中，压迫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军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出任华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任命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与陈诚合作，负责进行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者是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积极的准备抗日军力，而东北军与中央军成为第一批接受整编的部队，因为东北军拥有全国第一流的骑兵与炮兵部队。
这时候是张学良最为认真维护蒋介石的时期，他以游欧的见闻，倡言中国在政治过渡时间，需要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制度，才能统一国家加强建设，以准备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张学良特别设立了“四维学会”的组织，奉蒋介石为领导人，鼓吹中国需要蒋介石成为法西斯的领袖，中国才能迅速地完成现代化，凝聚力量，准备抗日。
这种蒋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好景不长的发生激变，由于国民党中最大势力的“CC派”（陈果夫、立夫兄弟分别掌控党务与教育系统，建立国民党内最大派系），担心张学良即拥有自己的军队，有组织支持蒋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对于张学良进行全面的打击与抵制，而蒋介石中央军的黄埔子弟兵，以及军同等特务系统的领导人，也担心张少帅真的会成为蒋的接班人，因此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设法加以离间。加上一向反张学良的两广派与中央的恢复合作，也让蒋介石必须对张学良疏远一些，以维持势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变化，东北军不能长期忍受“误国军”的诬蔑，因此全心希望能够与日本一决死战。当时蒋介石对于各个地方部队，都是因地制宜地运用，而只有中央军是随任务而进行全国性的派遣。东北军既非中央军，而且决心抗日，因此将东北军派到其它地方军的地盘，不但受到排挤，也会造成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因此假如蒋介石此时真的有领袖的眼光与心胸，就应该好好地培训东北军，以其戍守黄河防线，成为支持华北战场的总预备队，东北军必然可以在抗日战争的北部战线上，发挥极大的战略阻吓效用。这样中央军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长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盘。
17。4 蒋介石一连串政策上的错误安排
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