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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日本政府在民气可用的狂热之中，采用了好高骛远的战略计划，好容易取得民意狂热的支持，因此日本继续延伸南方的战线，而逐渐超过了其国力能负担的限度。
31。2 西方为挽救亚洲战局而成立中国战区
日本一直希望能够设法结束中国事变，以便抽出三十个师团（总兵力八十万）以上的部队，来执行轴心国的全面制胜战略，但这正是西方盟国所不敢想象的恶梦。因此支持中国继续抗战，是盟国唯一能够阻止日军席卷攻势的王牌。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刻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电蒋介石，在重庆立刻召开盟国的亚洲大陆战略会议，设法拟定共同作战的计划。
虽然当时盟国在东亚的战局，已经出现一面倒的惨败，自顾不暇，并无法提出任何有效的合作与反击的战略，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已经证明中国在亚洲反法西斯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的罗斯福建议，盟国应成立联合作战的战区，以统筹盟国作战的力量与策略，但是斯大林非常技巧的婉拒，因为苏联只要西方国家的援助，但是不要西方盟国的干预。而蒋介石则是非常坦荡地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下辖中国、与中南半岛及泰国的对日作战，蒋介石并建议由美国派遣将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便利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但是蒋介石万万也没有想到，马歇尔巧妙利用这个参谋长的人选，执行他一心打击、压制中国的策略，从此中国战区的人事安排与战略拟定所造成的风风雨雨，竟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危机的根源。一个充满明争暗斗，无法团结御敌的中国战区统帅部，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力量，更是让中国在最后关头，差点输掉抗日战争，与亡国的命运几乎是擦身而过。中国战区的问题，最终更成了中国被盟国出卖的直接原因之一。
31。3 史迪威散播的中国战区无望论
纵观自从盟军成立中国战区之后的历史资料，中国战区所面对最为危险的敌人，并非是正面战线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也不是侧背战线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而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三年六个月艰苦作战中，马歇尔自始至终都是设法压制中国战区作战战力的头号大敌，而史迪威则是误导中国战区作战资源运作的最佳执行者2。
所有的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歇尔几乎从来没有把中国战区真实的情报与状况，告诉罗斯福总统。马歇尔一直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报告，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的广播内容、苏联与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掺进史迪威个人主观的“辱华”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做成（甚至经常与眼前的战况完全不符）。史迪威所有的报告，全是坚持蒋介石即不肯、又不敢作战的“政治文宣”，依照他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会崩溃；假如中国战区的存在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就是中国所剩的作战力量，都要帮英国守住印度，以及为史迪威完成反攻缅甸的任务。这种睁眼瞎说的报告是根本不能反映中国一直苦战待援的实情。
假如中国抗日历史的真相，真如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情报所说的，是进行“假战”，日本皇军既然能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地，能让蒋介石部队望风溃散，为什么日军不能迅速打垮蒋介石，而结束中国事变，以抽出八十万的日军，与盟国进行决战？日本小矶国昭内阁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地与蒋介石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事变？
原因就是日本无法在战场上，解决中国事变，因为中国纵使在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拼命抵抗日军。
所有史迪威提供给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战报，，只是一个内容格式，就是中国与日军没有打，“假如有”的话，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打。更为离奇的是，当美国与国际的新闻记者前往重要的中、日会战地区，如宜昌、常德、长沙、衡阳，实地采访中日部队作战的情形，报道了华军不怕牺牲、拼到全城或整条战线成为废墟焦土的惨况，都影响不了史迪威与马歇尔在同一时候、对同一会战的报告内容（只能想象他们所描述的地方不在中国），他们报告的说法永远是一样的（除了日期不同外），“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没有对日作战”的文字继续被“填入空格”，就好象低年级小学生写填空的练习题一样的工整。
31。4 盟国设法阴谋压制、打击中国的策略
因此“中国战区无望论”，以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抗日论”，就是马歇尔所有中国战区报告的基本内容，这些来自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经年累月的“第一手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与信心。马歇尔更为厉害的一招，就是在执行对中国战区支持的政策上，尽量夸大困难、阻碍而设法打折，同时在时间上尽量拖延。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亲自下令指示马歇尔，在中国的空军战机应该到达五百架，驼峰空运的吨位应该超过每月五千吨（当时美军一个师的消耗物资数量，就已经每月超过三万吨），但马歇尔设法以执行困难作为推托的理由，每件指令都设法拖延一年以上才执行，令中国战区根本无法依照计划的时间表进行作战的配合。
由于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兼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因此不能直接受到盟军联合参谋团会议指挥，马歇尔就以这个“尊重”蒋介石作为口实，否决了中国战区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的建议。（因为一般的盟国战区，理论上是要接受联合参谋团的节制与指挥的，既然蒋介石地位崇高，不受直接的指挥，那么中国战区就不能参与联合参谋团的会议。）
这样在表面上，蒋介石的地位好象高过其它的盟国战区司令官，事实上，中国战区就根本不能预闻盟国的战略决定，自己的作战角色的变化，也不能直接申述自己作战所需的后勤。许多需要中国参加的战略计划决定，都一改再改，而且多半是作成决定之后才知会中国战区。马歇尔自己更是经常使用威胁中断对中国援助的方式，对蒋介石下达“命令”般的最后通牒，
这就是马歇尔“尊重”蒋介石的方式。
马歇尔同样的不让中国代表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这样中国战区所有需要的装备与后勤需要，都不能直接申请与争取，有时军火分配委员会勉强把剩余的军火拨给中国，还不一定有运输工具。由于马歇尔坚定支持史迪威所有的“辱华”与“乱华”政策，让史氏全权掌控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作为控制中国战区的手段，并且介入中国权力斗争的分化工程。马歇尔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毫无理由地配合英国的立场，一再反复变化，已彻底打击中国战区的士气。最后马歇尔更坚持美国必须执行雅尔达密约（虽然连出卖中国以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的借口已经消失了），公然应允苏联侵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区上有马歇尔有计划地打击与出卖，内有史迪威的掺沙子、挖墙角，中国还能支撑得住日军的攻势，其中的艰难真是难以想象。虽然没有任何其它的证据，显示蒋介石与马歇尔有任何的个人恩怨，但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他的确大有不搞垮蒋介石，绝不甘心的“坚韧意志”。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马歇尔几乎没有一次放过蒋介石，最后虽然中国战区成功地通过抗日战争的考验，马氏还专程到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内战（交给别人做还是不放心），结果终于达成心愿，把蒋介石逼到台湾，当然最后也让美国付出参加韩战与越战的重大代价。
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结构，可以说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分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在盟国的四强中，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弱国，曾经也正是强权殖民主义欺凌与压迫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在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参战最久、牺牲最大，同时牵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军力，因此中国理所当然的成为反法西斯盟国的四强之一。虽说中国只求恢复自己国家应有的权益，并无任何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野心，中国甚至还乐意帮助其它亚洲国家，追求合理的民族自决，但是中国的复兴，却会影响到苏、英、法等强权在亚洲利益的维持与发展，因此她就成为这些盟国必须打压与算计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自身经历过反殖民主义战争而获得独立与发展。无论是在十九世纪所提出的“门罗主义”，以保卫西半球国家的独立利益，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都有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同样有着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当然美国的民族平等主张，仍然受制于文化与利益的结构，多少仍然以西方社会的观点出发，特别是美国的军政部门执行的官员，并未充分的了解与体认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之观点。
不过美国究竟是一个仅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对于长远的战略与政略，缺乏历史的远见，虽然它的本土并未遭到战火的攻击，但是它却是最急于结束战争的国家。美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提早结束大战，以减低美军的伤亡，无论是发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国当成“战利品”来引诱（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都是源于美国政府与人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
当时的苏联，则是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口号，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一方面却推动大斯拉夫主义的扩展，以老大哥自居，压制与欺凌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与民族。苏联把侵略中国，当成推动全球革命的第一个前进战略要点，列宁之“经由北京、加尔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战略布局，促成了共产第三国际（itern）在中国的发展。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占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府（比满洲国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为了引爆中日两国全面的冲突，以坐收渔利，俄国甚至出售其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利益给日本，以让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国；又同时放出消息，表示苏联在必要时会与日本作战，来鼓舞中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苏联进一步派兵驻进新疆，实质控制了新疆的军政运作；一九四一年斯大林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甚至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经苏进入中国。此后苏联就全面杯葛盟国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苏联善运用其在全球渗透的外围组织力量，进行不实却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坏中国对日作战的事实。这种高度组织化、灵活与泼辣的负面宣传，配合上马歇尔、史迪威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