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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而死，就连军队的衣食补给，也发生极度的恶化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的状况之下，收入难以增加，但是战费则不断飞跃成长，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只有扩大法币的发行量。一九三七年六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总余额，只有十四亿元，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法币的发行总余额，已经暴升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增加了一百五十倍。当时的法币是在美国印制的，单是为了印刷法币，就动用了美援贷款的十分之一，合计高达五千万五百万美元。每个月为了运送这些法币回国，占用了驼峰空运量达一百五十吨，消耗了四千五百加仑的汽油。
由于法币近乎无限量的发行，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物价大幅上升，以一九四一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物价指数上升到三二二〇。在一九四四年里，物价几乎是到了天天上涨的地步，靠薪水收入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同时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在史迪威与其同路人设法分化、离间之下，后方人心对于政府的失望，已经接近不满与沸腾的状态，于是各个政治派系的人物开始借题发挥，国民政府内部开始涌现政潮，而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
为挽救经济的问题，国民政府企图以美国的贷款，在美购买黄金，然后运回中国市场抛售，以设法收回法币。但是这项工作又受到美国财政部次长怀特不少的行政干扰，因此时断时续。虽然收回部分法币，不过由于黄金数量不足，并没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财政的信心，也就没有发生所预期之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3例如孙科与蒋介石就几乎翻脸，其它各个派系的军政领袖，甚至战区指挥官，都开始各有自己的打算。）
而中国军中的经费，更是短缺到不够官士兵生活开支的地步，几乎每个部队都普遍有谎报兵员人数的情形，如此才能勉强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前线的部队中，甚至士官兵的衣食供应，都发生问题，更别说作战装备了。部队普遍都有营养不良、装备落后、武器和训练不足与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在上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之下，整个抗日的精神开始瓦解，逃兵情况开始越加严重。
更糟的是，许多将领与政客，开始拉帮结派，设法与史迪威打交道，希望能够从美军的手中，拿到一些美援的好处；更有人开始迎合史迪威，准备推翻蒋介石，而做美国所拥立的新政府领袖。因此重庆军政的上层，开始出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与内讧。上下逐渐失去精诚团结、一心抗敌的意志，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人得以乘机大发国难财，更是容易造成人心的不平，在政治斗争的谣言运作下，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其实当时经济空虚与战力不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大量损耗，日军有计划的劫掠大批的粮食、物资，加上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外来的援助，导致中国所有的国力，都几乎面临消耗一空、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曾向罗斯福总统告急，表示中国的经济危机甚至大于军事危机。但是这个向美国借款的要求，却被史迪威、马歇尔所扭曲，罗斯福更受到美政府内部左倾官僚的蒙蔽，所以国民政府无法得到这笔贷款，以稳定抗战的经济与人心。反攻缅甸打开援助通路的日期又突然被无限期延后，更让中国的战力受到打击。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最糟的，因为中国还要优先抽调精锐的部队支持缅北作战。虽然根据日军大量集结与演训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敌军极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年中，发动全面的反扑，而在二月以后，重庆方面对于日军准备打通平汉与粤汉铁路的攻势，也掌握了更为清楚的情报，无奈参谋长史迪威只全心全意地在缅甸野人山进行作战，对于日军准备在中国战区发动新攻势的情报，根本不加理会，而造成部分华军将领也跟着附和，因此华军无法集中力量，准备迎战日军空前的重大攻势。（4作者的先父回忆，由于当时部队的经费严重不足，全靠指挥官“吃空名”来维持实际运作。大部分军眷的生活，更是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军中的士气开始低落，多数部队还是使用抗战前所配备的武器作战。
当然重庆方面的军力，因为在陕西部署了监视共军的部队，又要优先支持缅甸作战，所以兵力更加不够分配。这次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敢放手南下，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此时正是共军与蒋介石进行政治对抗的时刻。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地区，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因此在这种敌实我虚的情势之下，一九四四年注定将是抗日战争中，中国要受尽挫败与屈辱的一年。日军是倾全国、全军之力，在中国战场进行决死大反击，中国则是外源未到，内争先起，这样如何能够挡住日军充分准备而发起的空前攻势？
34。3 日军打通平汉铁路
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对于华北日军负责打通平汉铁路，捕捉河南华军汤恩伯主力的作战任务，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次日军大本营能够发出如此强大的兵力给中国派遣军，与其进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不如让他执行西攻西安，截断重庆左翼的作战计划，但是日大本营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幸好日本大本营没有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否则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大本营下令由关东军调出精锐的第二七师团、铁道联队、汽车兵团等特种部队，以支持华北方面军的一号作战任务，务必全力打通平汉线，捕捉在河南的华军主力。
华军河南阵地的防务是由蒋鼎文与汤恩伯负责。由于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之后，将近三年都没有在华北发动攻势，使得华军失去作战的警觉与士气；加上河南连年天灾，民生困苦到了极点，军队的补给不足，兵员补充又以远征军优先，因此战力已经降到空前的底点。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蒋介石与驻华美军的将领，对于日军的作战企图，缺乏共识与掌握，由于史迪威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击只是例行出击的演习，根本无意深入华军阵地与进行长期的占领作战，当前华军应该以静制动，故将拥有美式装备、员额充足的华军部队，调入缅甸原始山区进行作战。所以汤恩伯奉命以静态防御，在嵩山以东的密县、巩县一带阵地布防。（5所谓监视共军的国军部队约有十二个军的兵力。当然不是完全监视延安，也是防守黄河沿线，阻止日军从山西渡河进攻陕北与关中，作者的先父当时正在此地任职。在表面的数字上，中国战区的空军要优于日本，史迪威却下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正式的编制有五百架战机，要锁定二百架战机，负责防卫成都等地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的安全，不得弹性运用；另外要出动一百五十架战机，支持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因此陈纳德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机可以投入中国战场的支持与打击作战。问题是，这些战机的基地都在华南，很难在遥远的黄河流域，取得制空权。因此陈纳德想尽办法出动飞机，企图炸断黄河铁桥，与支持华军作战，但是战机实在分配不过来。日军源源不绝地越过黄河，机械化的部队在黄河以南的平原上纵横驰骋，对华军阵地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刚好河南发生严重的大旱灾，几百万以上的中国百姓九死流离，粮食供应非常缺乏，物价上涨已经是七七事变当年的五百倍。社会的困苦、人心的不安，加上重庆的内争浮现，美国介入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军力上补充兵员的严重不足，美援武器更是纸上谈兵的迟迟没有到手，这一切都使军心更为涣散。执行这项任务的日军敌前指挥，是由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负责，他率领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以及一个战车师团，加上大量的工兵与运输部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在关东军支持修复黄河铁桥的协助下，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的半夜，在中牟渡过黄河，夜袭华军在河南的阵地。日军行动前的欺敌工作与情报扰乱，部署的非常成功，重庆方面以为日军应在五月底才会发动攻击，美军的情报判断更离谱，认为这最多只是日军的骚扰行动而已，不值得华军劳师动众、严阵以待。事实上，日军在大军渡过黄河的四天之前，已先派决死突击队，渗透华军阵地，找到华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引导日军，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第一战区的阵地，全力发动攻击。汤恩伯原想主动对渡河的日军部队，进行反击，但是其它将领都缺乏主动作战的意愿，以及作战的支持与兵力，因此只消极地接受命令，困守在阵地之中，不愿配合出击，而让日军机械化部队，任意在华军阵地之间驰骋。日本第十二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四月十八日，日军三十七师团攻陷中牟，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六十二师团攻克郑州，这样日第十二军已经成功的撕裂中国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日军然后兵分二路，一路向南攻击，准备沿平汉线攻克许昌后，与来自武汉的第十一军部队会师，以完成打通平汉铁路。外一路的日军，则是向西突进，准备攻击华军汤恩伯部的主力。
由于日军的攻势凌厉而且充满变化，三个师团的日军部队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日三十七师团担任主攻，六十二师团与二十七师团在外围进行包围分割作战，以彻底孤立在许昌的中国守军。日军在战车、突击队与炮兵联手下，迅速迫近许昌的阵地，打得华军阵地陷入混乱之中，才两天的时间，许昌就在五月一日弃守。
此时日军情报发现，汤恩伯的部队在登封、密县附近集结，反击日军的攻势。因此日军司令官内山，立刻将南攻的部队，由南向西方旋转九十度，企图捕捉汤恩伯的部队。另路日军则在战车师团的前导之下（这是日军首度在中国战区使用战车师团），在河南平原势如破竹地疾进，企图以钳形攻势，包抄汤恩伯部。日军这种灵活的攻势，其速度与方向不断变化，充分展现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战力优势。不过汤恩伯的主力第十三军石觉部，并未踏入日军的口袋，而设法退入嵩山，日军失去了围歼十三军的机会。这时候华军在河南的战线与阵地，可以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事先的作战情报与计划，几乎完全与事实的发展不符。由于华军的员额不足、士气低落、补给不济，上级领导阶层又面临美军介入政策与权力的斗争，因此实在无法面对日军空前强大、灵活与凌厉的攻势。许昌陷落之后，由于蒋鼎文担心自己受到围歼，而立刻率兵退向伏牛山，造成汤恩伯部势孤，也只有设法突围。因此其它的华军部队，产生兵败如山倒的连锁反应，河南战场近乎失控。
蒋介石企图抽调接受美军装备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不但遭到史迪威拒绝，而且在罗斯福亲自介入的压力下，于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