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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没有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工作过，而是继续操心黄浦区的事情。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他陪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到黄浦区视察工作，和吴邦国一起对黄浦区的经济发展、南京路十大工程和旧区改造等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央同意了上海的人事安排。上海市召开中共第六届上海市代表大会。会上宣布吴邦国继续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陈至立、王立平、陈良宇为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成了四个市委副书记中的最后一名。这个时候，他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不过两个月，时年四十六岁。参加共产党才不过才十二年之久。
这是江泽民在中央夺得主要权力之后，第一次按照他的想法，精心组织的一个兄弟班子。其中除了王力平是四川人之外，其他都是可以用上海话沟通，利益一致的兄弟。陈良宇虽然忝列末位，但是也终于成了上海帮独挡一面的大将。从这个时候起，陈良宇日后成为上海“一哥”的趋势，已经是呼之欲出。
但是，也正是在陈良宇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期间，他的贪欲和色欲大大地膨胀，并且留下了日后在政治斗争中被对手抓住致命把柄的明显痕迹。
第十四章 事关体育和儿子
【申花集团】
郁知非作为陈良宇网球场上的半师半友，又是第一个贴近陈良宇，为之解决小麻烦的商人，在陈良宇登上市委副书记宝座之后，心花怒放。陈良宇的步步高升，也使得他的三灵电器厂无形之中多了一把发展助力。因此郁知非立即和陈良宇商量，如何把三灵电器厂做大做强。
郁知非是个举重若轻的聪明人，他自己很少直接管理企业，而是把大量时间用于在国外旅行，寻找新产品和发展商机上。但是，三灵电器厂仅仅是一个区属的集体小厂，既没有政策空间，也没有经营范围空间。也就是说，三灵电器厂的性质决定了郁知非只能靠生产电器挣钱。这是当时的政策所明确规定的事情。
一九九二年七月，陈良宇人在英国，却通过遥控，帮助郁知非搞到了上海经委的一个批文。该批文声称会同上海市建委、市浦发办、市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同意上海黄浦区三灵电器厂采用多角化经营的方针，抓住支柱产品，发展主导产品，涉足第三产业，逐步过渡到产、销、科、贸、商等形式组成的集团化企业模式的企业发展总体规划。说得非常复杂，也很好听，其实是给三灵电器厂从现行的工商法中打破一个缺口，让它任意发展。这完全是一种特权行为。但是在中国的官场中，却经常可以把一种违法的特权行为，描绘成创新。但是任何时候又可以因为政治需要，而把一种创新，说成是违法。
陈良宇当上市委副书记后不久，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又亲自督促上海市经委和黄浦区给三灵电器厂联合发出批文，同意该厂改为上海申花（集团）公司。三灵电器厂改名之后，郁知非立即投入了一条与电器无关的生产香烟过滤嘴的聚丙烯丝束项目。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陈良宇以上海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为郁知非的“上海申花卷烟滤嘴材料公司烟用聚丙烯丝束项目”竣工典礼剪彩。官商结合的特点，殊为明显。
当然，陈良宇和郁知非的交情，还不仅仅在于对企业的关注上。更引人瞩目的，自然是由于两个人共同的体育爱好，使他们联手打造了申花足球俱乐部，并把郁知非抬上了上海滩闻人的宝座。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灵电器厂就和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上海足球一队签署了共建“上海申花足球队”的协议书。这就是所谓郁知非以二十万人民币的代价将上海足球队从广东顺德神州热水器厂购回的说法。其实从一九九一年四月起，郁知非的三灵电器厂不过是以每年二十万元人民币的代价，取得了上海足球一队的冠名权。离真正的体育品牌运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一九九三年底，陈良宇和郁知非达成一致意见，借鉴国外职业足球的办法来运作上海足球队。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正式成立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由郁知非担任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孙春明任总经理，聘请徐根宝任总教练。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成立后，上海足球队在行政关系上与上海市体委脱钩，上海足球队完全隶属上海申花（集团）公司。这一运作，当然完全是陈良宇在幕后操刀，大刀阔斧地变更足球队的体制。否则官本位的上海市体委也绝对不会把上海足球队完全让给一个企业。
申花足球队因为体制的变化，也显得非常有活力。恰好陈良宇虽然官居高位，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球迷。一位熟悉申花队的人士最近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陈良宇酷爱足球，几乎每场申花队的主场比赛都会到现场观看，甚至比赛前的训练也会观看。49”
陈良宇不仅是一个球迷，而且还直接插手球队的事务。他经常跑到申花足球俱乐部大放厥词，要求申花足球队夺得全国甲级联赛的第一名。据徐根宝回忆说，陈良宇和龚学平多次对申花足球队提出要求：“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50”这从客观上给总教练徐根宝和队员带来很大的压力。陈良宇在上海申花足球队成立的前几年中，可谓事事关心，处处鼓励，的确是费了不少精力。徐根宝心里明白，但是又不能明说。偌大个上海市委副书记亲自抓一支足球队，除了他本身是个足球迷之外，更关心他的儿子陈维力。
【儿子陈维力】
一九九三年七月，陈良宇的独子陈伟励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这个时候，陈伟励嫌自己的名字俗气，已经改名为陈维力。陈维力长得很像其父亲，高高瘦瘦，也是一张白净的长脸，戴着眼镜。和陈良宇一样，陈维力从小就长得比同学高上一头，非常喜欢体育运动。至于陈维力如何考上上海最著名的重点大学上海交大，也和郁知非、尤丽芬等人的非凡运作能力有关。
陈维力在大学学习期间，也显得非常平庸，是黄毅玲的羽翼下保护着的小鸡，经常由母亲带着出门，见到生人甚至还会相当害羞。刚上大学不久，陈维力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并且经常带着女朋友到外婆家去玩。人多聚在一起的时候，陈维力就一定要玩扑克，玩的时候时常要和女朋友争执，但是争执到后来，却总是由女朋友占上风。据当时和陈维力、黄毅玲熟悉的朋友陈述，陈维力显得毫无大志，甚至有点娘娘腔，一点也看不出来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聪明者如陈良宇，自然也从小就看出这个儿子，天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能独挡一面。因此他很早就把儿子托付给贴心的兄弟郁知非。郁知非从陈维力入大学时候就多方照顾他，进了大学之后，更是处处照顾这位陈家公子。一九九三年夏天陈维力大学毕业后，郁知非立即出钱请陈维力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旅游，所谓增长见识。回来之后，这位陈公子满心希望自己做一番事业。于是，郁知非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专门为陈维力成立了一家“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作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直属企业。郁知非聘请这个胎毛未干的陈维力担任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副总经理兼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将申花足球外围的一块传媒、协助等业务让给了陈维力。
上海申花足球队主教练徐根宝在其回忆担任申花队主教练的岁月，而出版的《风雨六载》一书中，明确写到，一九九四年申花足球队根据陈良宇的指示，在社会上公开招聘领队。因为报名者甚多，因此设立专门的考场，对应聘者进行考试（口试）。“主考官（有时是孙春明副总经理，有时是陈维力副总经理）主要要求这些面试者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如果球队输球，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你将如何面对？如果球星违反纪律，队员有情绪，你将如何去做工作？如何对待主教练与你在工作上产生的分歧？如何理解主教练负责制？等等。51”
其实徐根宝这里的说法也有错误。因为根据上海申花集团日后发布的“申花发展史”，孙春明其实是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但是由于董事长郁知非事事在前，并且主持日常工作，孙春明就在球队人员的心目中变成了副总。而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倒是真正的副总。但是因为陈维力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整个足球俱乐部中，几乎和孙春明平起平坐。
陈良宇正是出于对体育的爱好和对儿子的溺爱这双重的驱动力，多次直接插手申花足球俱乐部。在徐根宝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看到这位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如何热心于申花足球队的。在申花队外援问题上，陈良宇直接批示，要最好的。九四年六月，申花足球队队员范志毅出走，陈良宇又是亲自作出指示，支持徐根宝的处理意见52。甚至当陈良宇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时，也要打电话给徐根宝，作出具体指示53。纵观徐根宝的这本书，陈良宇出现的次数，居然和董事长郁知非相仿佛。也许，这也说明，陈良宇是一个爱儿子的好父亲。
【胜力通广告公司】
陈维力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可想而知。因此这个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也没有发展出什么名堂来。据知情人士反映，当时和陈维力一起管理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的还有一个叫毕胜的年轻人。据称这个毕胜是个善于诈骗的投机分子。一九九五年，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从一家国有企业“中力公司”骗到人民币八十六万，被对方告上法庭。但是普陀区法院院长许晓宁明显庇护申花足球发展公司，因此毕胜和陈维力反而打赢了官司。一九九七年八月，又骗了国有企业南光集团人民币三百万元。对方得知骗钱的人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的公子，只好自认倒霉。大概是这家足球发展公司从来也没有做过正经业务，因此郁知非从来是非常低调。人们只知道申花足球俱乐部，不知道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但是陈维力在此期间，已经有两辆专车，一辆凌志LS400，一辆进口帕萨特，却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一九九九年，毕胜鼓动陈维力自己发展，于是两个人合伙，取两个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成立了胜力通广告公司。这家广告公司开始的架子也拉得很大，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都有注册。在北京的办公地点是有名的友谊宾馆。现在京沪两地的人才市场还有这家胜力通广告公司的资料。至于这家公司的资金来源，却至今仍是一个谜。
陈维力和毕胜两个人合作的胜力通广告公司，当时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国家体委。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胜力通广告公司牵头，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以及著名网络公司TOM旗下的一家体育发展公司签订多边协议，合作进行若干体育活动的推广54。可见这家公司当时的势力已经深入国家教委的两大体育协会。据了解，陈维力和毕胜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期间，和华晨集团的仰融打得火热。陈维力和毕胜非常想坐华晨的生意，而仰融也正想通过陈维力，将华晨的资产从辽宁逐渐转移出来。这种紧密关系，最终因为仰融于二零零二年五月匆忙逃到美国而告结束。
等到陈良宇当上上海市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