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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沃德法官道：“我倾向于同意被告方，伯格先生。在这个时间，在任何程度上，格拉米斯·巴洛的行动似乎都不可能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产生影响，除非你首先证明维拉·马特尔当时在那间屋里。”
伯格脸红了。“我感到法庭是在惩罚我，因为我与阁下在传讯格拉米斯·巴洛这名证人的手段方面意见分歧。”
“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任何方式去感觉，”奥尔沃德法官说，“我尽力保护司法审判的基本利益。不久前我曾告诉过你，你显然在预审期间就制造了一个对被告的有初步证据的案件。你坚持继续下去是为现在暴露的企图做准备，你的企图是使一个共同被告陷入这样的处境——也在被告知她将成为本案共同被告之前宣誓做出陈述。”
伯格道：“好吧，我被迫接受法庭的裁决，但在我这样做之前，我还要奠定更广泛的基础。科克太太，当时你是一个人在早餐角的吗？”
“不是，先生。我女儿马德林和我在一起。”
“马德林多大年纪？”
“19岁。”
“和格拉米斯差不多？”
“小一岁。”
“据你看你女儿马德林和格拉米斯·巴洛是否友好？”
“她们作为邻居是很友好。她们的约会不同，她们活动的社会圈子不同，但她们是和睦的邻居。”
“据你看她们的友爱关系有多久了？”
“约两年吧。”
“当时马德林和你都在早餐角？”
“是。”
“你们是怎样做的？”
“我们坐在桌旁看着窗外。”
“你们两个人都坐在同一边吗？”
“是的。其实那不是一张桌子，倒象个柜台，是酒吧兼桌子，可以叫餐吧，可以在上面吃饭。它面朝北放着，朝着后院。”
“你女儿和你脸朝着同一方向吗？”
“是的，先生。她坐在我旁边。”
“你是否对你女儿提起过你当时看到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奥尔沃德法官看了梅森一眼：“被告方有反对意见吗？”
“不反对。”梅森道。
奥尔沃德法官道：“我感到起诉方有权为他的证词打基础，但这未免离题太远了。被告不受证人和她女儿之间任何谈话的约束。”
“被告方没有反对意见，”梅森道，“事实上，我们欢迎这种局面，因为一旦起诉方通过揭示这次谈话而打开门户，我们就有权通过提问将其全部揭示出来。”
奥尔沃德法官微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可以回答问题。”
“等一等，等一等，”伯格急忙说道，“我……经过考虑，阁下，撤回这个问题。”
“好吧。”奥尔沃德法官道。
“我并不想改变我的要求，”伯格说，“我要求证人向法庭说出，13号早上她在早餐角面对被告的工作间时看见了什么异常的事情。”
“同样的反对意见。”梅森道。
“同样的裁决，”奥尔沃德法官说，“现在反对意见是得到支持的。”
伯格企图掩饰他的愤怒。他说：“我可以商量一会儿吗，阁下？”走过去与爱德华多·迪林耳语了一阵。
迪林似乎非常坚持一种意见，谈了一阵后伯格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我暂时撤下这个证人，请法庭原谅，我是为了打下更好的基础，让我要他回答的问题与本案有关。”
“很好，”奥尔沃德法官说，“我要再次指出，检察官先生，你提出了一个已有初步证据的案件，这个案件调查越深入，途径开辟得越多，越可能使其复杂性得到发展。”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请法庭原谅。”伯格说。
“我希望你明白，”奥尔沃德法官冷冷地说。“法庭愿声明，卡特·吉尔曼是本案的被告。但是你最后传讯几个证人的目的是要把格拉米斯·巴洛牵连进本案，而她并非被告。法庭感到，如果传讯证人的目的是牵连格拉米斯·巴洛，她应该是被告，她应该有律师，她的律师应该对证人进行提问。”
“我理解法庭的立场，”伯格道，“但我更肯定我的想法。”
“现在传格伦·博蒙特·麦科伊。”
证人室门开了，麦科伊是个50多岁微有些驼背的高个子，有点故意吊儿郎当地走向证人席，举手宣誓，然后坐在证人席上。
“你住在哪里，麦科伊先生？”迪林问，这时伯格坐到桌旁，匆忙地在一叠大页书写纸上做着记录。
“内华达。”
“本月13日你住在哪里？”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
“你的职业？”
“赌场发牌员。”
“你认识格拉米斯·巴洛吗？”
“我见过她。”
“你见过她几次？”
“一下子记不起来，有几次吧。”
“你在哪里见过她？”
“我工作的地方。”
“本月13日晚间你见过她吗？”
“见过。”
“在哪儿？”
“等一等，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希望插入一个反对意见，因为这一切都是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的。”
“我建议继续问下去。”迪林道。
“这还不够，”梅森道，“你们正企图将格拉米斯·巴洛作为卡特·吉尔曼的同案犯一起审判。我是卡特·吉尔曼的律师，我并不代表格拉米斯·巴洛，我也没有准备问那些提供的证词可能把格拉米斯·巴洛牵连进这次罪行的证人。我认为她有权得到自己的律师。”
“我也这样认为。”奥尔沃德法官说。
“等一等，”伯格站起来嚷道。“在法庭裁决这次反对意见以前，我要说明，起诉方认为，卡特·吉尔曼杀了维拉·马特尔，他把马特尔的钥匙做了泥模，用泥模做了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格拉米斯·巴洛，在13号晚上格拉米斯怀着某种目的去了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用被告给她的钥匙迸了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去找寻某些罪证文件。
“谁的罪证？”奥尔沃德法官问。
“格拉米斯·巴洛和卡特·吉尔曼两个人的罪证。”伯格道。
“请法庭原谅，”梅森道，“我认为这是地方检察官最异想天开的推测了。如果格拉米斯·巴洛为了获得一份证明她有罪的文件而进了那间办公室，那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件。”
“不只是用卡特·吉尔曼给她的钥匙打开了这间办公室，”伯格道。“而且为了证明他们有共同目的和合作，我们还可以证明在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里发现被告卡特·吉尔曼的指纹到处都是，并且这间办公室和洛杉矶的办公室都被人翻得乱七八糟，那个人把文件从文件柜里拿出来扔得满地都是，显然是疯狂地搜寻某个文件。”
奥尔沃德法官显然被伯格的话打动了。
“检察官是否可以证明指纹是何时留下的？”梅森问道。“你能证明这些指纹不是在维拉·马特尔死前留下的吗？”
“时间并不重要。”伯格厉声说。
奥尔沃德法官吹了口气，慢慢点了点头。“在一间公共办公室，检察官先生，在向公众开放的办公室，公众是受到邀请而来的，指纹不一定就是罪证，除非能够证明指纹是在公众不在的时候留下的或与某种罪行有直接联系。”
“那么，这个人已被证明是将他杀害的人的尸体用他的汽车运走的呢？”伯格抗议道。
奥尔沃德法官皱了皱眉：“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先生们，”他说。“我曾经对地方检察官使用的方法感到不满，但是鉴于他最后的陈述和这个证人可能提供的证词，我开始看出他的全盘计划，可能符合容许的公诉人战略。”
“我仍坚持那是法律上无效、无关和无意义的，”梅森道，“直到地方检察官首先证明得自被告的钥匙和格拉米斯·巴洛寻找的文件是共同罪证。”
“我倾向于认为，鉴于现在证据发展的情况，”奥尔沃德法官道，“这样证明犯罪动机是允许的。但是，我要对起诉方说，就象我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起诉方已经造成了一个有初步证据的案件。如果他想继续证明许多细节，如动机等，他将为被告方证明那些事实创造机会。
“我还要指出，如果那些将成为高级法院中本案组成部分的事实在此刻进入本案，如果以后被告能够利用其中任何一件事实推翻起诉方的推测，那就会削弱起诉方的案件。
“企图证明太多的事实而在其中一部分上失败，可能象企图证明的事实太少同样致命。”
“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伯格道。“我要在法庭面前获得这一事实。我要让这些证人出庭作证。我要获得他们对本案的证词。我愿意试试看，是否本案的诸多因素中有什么会使我丢脸的。”
“好吧，”奥尔沃德法官说，“但是，我希望你先说明你期望这个证人证明什么。”
“我们期望证明这个证人认识格拉米斯·巴洛，他在拉斯维加斯多次见过她，他能肯定地指认格拉米斯·巴洛是他见过的那个偷偷摸摸走出维拉·马特尔办公室的年轻女人。
“维拉·马特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办公室并不设在写字楼，而是在一家赌场的楼上。楼上的房间有些是公寓，有些是办公室。碰巧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正对着这个证人住的那套公寓，那套公寓是他在楼下赌场里作发牌员的一部分报酬。
“我们期望证明这位证人看见了格拉米斯·巴洛从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偷偷摸摸地出来。我们期望证明第二天早上发现维拉·马特尔的办公室被翻得乱七八糟，文件扔得满地，各种证据证明，这是匆忙搜寻某个文件的结果，搜寻可能是成功的。”
“请问这件事发生的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梅森问道。
“时间是晚上9点15分整，”伯格道，“证人听到收音机恰好报出这个时间。请法庭原谅，我们还期望证明在那间办公室里发现了被告卡特·吉尔曼的指纹。”
“我们修改我们的反对意见，”梅森道，“这一切全凭推测。让起诉方先证明本案被告把钥匙交给了格拉米斯·巴洛吧。”
“我认为在本案的这一阶段我们能够通过推理充分确定这一事实。”伯格道。
“尤其是，”梅森道，“证人不能证明一个人走出房间时的神态是不是偷偷摸摸，那纯粹是做结论。”
“本案不是这样，”伯格厉声道，“有十几件事证明她有犯罪意识；踮着脚出门，向走廊前后窥测，回头张望，悄悄关门等。”
“那么我们来证明这十几件事，”梅森道，“我将对每一件进行提问。但是他不能做结论。”
奥尔沃德法官考虑了几分钟，突然做出决定。“法庭要对这件事进行商讨，”他说，“我要在今天下午和晚上请教几位权威，明天早上10点做出裁决。被告方对明早10点继续本案是否有异议？”
“没有。”梅森道。
“好，”奥尔沃德法官说，“本案在明早10点继续审理。法庭经过商讨后将做出裁决并在明早10时宣布对这一问题的决定。同时被告仍由县司法行政官拘押。法庭休庭到明早10时。全部接到传票的证人应届时返回法庭。”
13
法庭休庭后，梅森露出紧张思索的神情，对德雷克说：“保罗，我要采取行动，而且要快。本地区最好的测谎专家是谁？我要用测谎器测验一下我们的人，找出谁在说谎。”
“正合我意，卡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