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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曾用第三人称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张优游岁月，却认为全中国除了蒋先生和蒋夫人，就数他最劳碌，他硬是静不下来，火车老不进站，他一定在站里站外逛来逛去，到商店巡察各种糖果和杂志。宁可走三层楼梯，不愿意等电梯。洗碟子速度很快，却老是打破一两个。他说爱迪生可以24小时不睡觉，不足为奇，端赖你工作专心与否。‘一位美国议员演讲五分钟，爱迪生就会睡觉，我也和他差不多。’”
林语堂说：“我想一个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间和尚的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罗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气味……”“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在热度95以上的热天，却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佣人随意自然，如我随意自然一样。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要一个热水浴房。”“我要几位知心朋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谈话起来，无拘无碍，柏拉图与《品花宝鉴》念得一样烂熟。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张的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虽然这也许相反。”
潘光旦说：“我近年来有一个主张，就是觉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点。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壮少三辈组织成的，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壮的有力气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气，使着家庭的福利能够进步。这样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点，向外发展，对于国家同社会，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是有益处的。”
潘光旦主张女人40岁之前最好在家带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长起来，母亲再参加社会工作。但这个观点遭到清华女学生几乎一致的激烈反对。
蒋介石说：“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
1925年春，孙中山病重入协和医院，西医已无办法。这时张静江、胡适等人向孙中山推荐中医。孙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鲁迅说：“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1920年，吴宓与陈寅恪在纽约碰面，当时，两人还是30岁上下的青年，难免谈及爱情与婚姻。吴宓日记记下了陈寅恪的几段论道，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又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南开校长张伯苓说：“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
梁实秋说：“清茶最为风雅。”他就这个结论所举的例子是：“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
汤定之不喜欢荤素搭配的炒菜，说：“荤的就是荤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荤不素呢！”
丰子恺将人生比作一个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艺术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出家，即是不满足于艺术生活，登上三楼，一探宇宙之真相，人类之究竟。
梁漱溟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
黄裳说：“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总得有点好玩的事做做才会觉得生活有滋味。”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吴昌硕说：“吃东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动用刀叉，尚具原始习性，是野蛮习惯，不足取法的。”
画家程瑶笙不缺钱，而自奉甚俭。他不抽烟，不喝酒，食无鱼，出无车，寓中的家具多为从旧货店廉价买来的，一个长几还缺条腿，用煤油箱垫着。但他以济人为乐，曾说：“我得天独厚，福当和人共享。”
吴湖帆对陈巨来说：“凡遇不相识的人，要绝对让人看不出你是个印人，我是个画家。假使叶恭绰对任何人都大谈其铁路建设，梅兰芳对任何人大谈其西皮二黄，岂不自形浅薄？”
钱锺书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快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笼子养鸟，他说：“如要鉴赏，在它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学者江绍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体即以彰身的，所以美与实用一样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体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损美的，便无足取了。裙下无论露出一只脚两只脚，总是没有什么好看，自然应在纠正之列。”
黄裳年轻时好酒，他是记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写评论不误。他说：“喝酒的回忆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酒是可以解忧的。”
林徽因说：“颐和园的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
辜鸿铭主张纳妾，他的理由是《字说》中云，“妾”为“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有外国女士与之争辩，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子累了，用男的做手靠，因而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鸿铭反驳的理由是：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没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吴佩孚一生，在生活上奉行“三不”主义，即不出洋，不住租界，不娶妾。
1925年，李金发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的第149个成员。这个文学青年一旦进了文学的圈子，接触到一帮所谓声名赫赫的人物后，才发觉他们“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最终放弃了他曾经梦想的文学之路。
曹聚仁一生，集学者、作家、报人等于一身，交游极广，可以说文章和朋友都遍天下。他曾在文章中说：“说到朋友之间的相处，我该提一提柏斯格（法国17世纪思想家，即帕斯卡）的话：‘没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的话，和在我们背后说的会相同的；人与人间的相爱，只建筑在相互欺骗上面；假使每个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后所说的话，便不会有多少友谊能够保持不破裂的了。’朋友相处，也和冬天的刺猬一般，离开得远了，彼此感不到温暖；相处太迫近了，彼此的针又会刺痛了彼此的肉了，只能相互保持若干距离，以彼此能感到温暖而又不至相互刺痛为度。”
朱自清祖籍浙江绍兴，在扬州长大，他说：“许多人想到扬州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出色的女人，也许那时女人还少出街吧！不过从前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陶庵梦记》中有‘扬州瘦马’一节就记的这类事，但我已毫无所知了。另有许多人想，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这个保你没错儿。北京人寻常提到江苏菜，总想着是甜甜的腻腻的。现在有了淮扬菜，才知道江苏也有不甜的；但还以为油重和清淡的山东菜不同。其实真正油重的是镇江菜；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却也滋润、利落，绝不腻嘴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清丽悦目。”
田汉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田汉的伴侣安娥的爱情观也与此吻合，她认为，在相爱的男女之间应该“争爱情不争躯壳”，“重内容不重形式”。安蛾说：“女人为什么非看重结婚这个形式？假如男女的结合是基于爱情的话，同居也好，结婚也好，有什么关系呢？企图用结婚这一形式作为爱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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